回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之初
于根元

先做几点说明:第一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1985年底国务院决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陈章太那时候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成立国家语委以后是常务副主任,成立所的时候他是副所长。实际上他是领导,我们实际上把陈章太当做领导,我们在他的领导底下做了一点实际工作,发挥了一些有限的作用。第二点,回忆语用所之初是说语委成立前后,就是1984年10月份到1986年。这是语用所成立以后相当兴旺的一个时期了,对现在可以作为一个借鉴。第三点,我有些话就不说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有些话也可能永远就不说了。第四点,语用所成立已经三十年了,我所说的也没去查证过,有些不一定非常的准确,大致上我看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是确定大政方针。第二个是同时进行队伍建设,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个是同时在语委等方面的实际工作当中发挥了作用。

第一,是确定大政方针。

1984年9月份成立了语用所,我是1984年10月份到所里的。当时是我、陈建民、刘连元三个人一起去的。语言所同意我们去支持社科院新成立的一个所。12月25号,在北京市政协俱乐部开语用所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学术委员会有王力、吕叔湘、叶籁士、倪海曙、周有光、陈原、陈章太、王均、张志公、刘涌泉、侯精一、曹先擢、刘照雄、李行健、尹斌庸。那是个很大的会,我记得当时所内所外很多人参加了。陈原所长在会上宣布了我担任所长助理,我就正式上任了。

一开始是确定所的大政方针。第一条确定是社科院的一个所。社科院已经有好多所了,社科院新成立一个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确定了所的编制五十个人。经费是很充足的。还确定了是由社科院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同领导,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属于社科院领导。

还确定了所的性质、方针是服务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为解决全国语言文字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服务。当时语委基本上不管民族语言问题,我们当然也不管了,也不是一点也不管。一个是,一开始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叫语委,语用所要为这个单位的重要工作决策服务。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跟国家语委也是为全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的。所以语用所这第一个服务、第二个服务如果碰到矛盾的话,那么以第一个服务为主。实际上就是语用所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跟国家语委同时要为全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实际服务。还有一个是,语用所还要为提升全国应用语言学的学术水平服务。它不仅仅是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里头还要考虑到解决学术问题,怎么样为提升应用语言学的学术服务。这是确定语用所的性质和义务。

还有是所的一些制度。当时一开始就实行社科院所实行的制度,就是所长负责制,课题责任制,跟聘任制,开始就实行这三项。第一点是所长负责制,由所长负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跟国家语委可以对所长有意见,可以撤掉所长、换所长,但所长具体的事情你不能干涉、不能管,你只能去提建议、提意见。第二点是课题责任制,就是我们全所的人都可以向所长申报课题。这个课题有课题的名称、课题的内容、完成的成果形式、完成的时间、成果负责人和参加人员、经费。它是跟行政领导不完全重叠,是两个系统。这个所长负责就是课题负责人和所长发生关系。在行政领导里面和室主任发生关系,但在课题方面跟所长发生关系,它是两条系统。作为行政领导室主任,你可以管行政领导里边这一段,但是课题负责人的课题怎么执行你无权干涉。第三点是,聘任制。就是所里边的成员都需要有课题、有工作,有所长签字。要是没有课题、没有工作的话,那么所长也可以不聘任,它是聘任制。

到1985年初的时候所里就制定了课题。当时陈原还说,课题是一种探索,可以成功也可以不成功。你报课题嘛,也可以是不成熟的,你一开始没有想得很好,可能进行到一多半的时候发现这个课题里可能有一些不妥的地方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这个课题也可以是追加的,你随时都可以加的。也可能所长起初批准的课题,你申报的课题,对社会上没多大用处,也可能你追加的课题、你个人的课题很好,对社会上很有用。当时陈原的提法就是所里面的经费,起码有百分之五你可以自己随时申报课题,而且支持这些课题,这个百分之五不算太多,可能这样课题的作用远远大于百分之五,大于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大课题。这个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现在有些课题成了计划经济了,你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做这个课题呢?你一定要比我高明你才可以签字啊,才能够批准啊,你不一定比我高明,你怎么知道呢?你定下很多课题,我去挑一个,就成了你的计划了。有些人恐怕不主要是以学术引导学术,而主要是以权以经费以出版发表的量来限制学术。有些教授我很佩服他,他水平很高,他不承担任何课题,而且不参加别人的课题,他自己说他干私活。我们都承认他,他的效果非常的好,社会效益也非常大。有些课题根本就没多大用处。所里的课题一般是两年。我还列了一个表,甲级也就是所级的五项,乙级也就是室级的八项,丙级也就是个人级的七项。我向社科院的领导还做了汇报。社科院的领导当时有社科院的院长、秘书长、副院长参加,语言所的所长李荣都去汇报了。社科院院长当时是马洪。当时社科院领导开会都是听了以后各人谈各人的,谈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就具体课题表态。在1985年底的时候,课题进行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候了,我们全所还开了一次学术报告会,你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收获的,有什么想法的,一个人谈个十来分钟,基本上每个人都谈了。还公布了一个表,是一年多里面看你发表了多少成果,这个也是当时向社科院语言所学过来的,语言所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也开过学术报告会。

第二,同时进行队伍建设。

我想成立一个单位或者进行一个大的项目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先把它的细节都搞得很清楚,机构啊什么的都搞得很清楚,然后再开始干。我不大这样做。我的做法是一开始大的机构就有一点变化。我想不是叫人看起来你这一点、那一点有什么新的东西,在大的方面就让人感觉到你有新东西。而且你大的定下来了,你细节方面也不一定很清楚,可以大的定下来了,你将来在大的地方不要太大的改动,你可以在小的地方改动,你就可以做。很可能大的结构定下来了你做又做不成了,或者做的时候又发现大的结构有问题。有不少事情,是先花很多时间研究大的结构,大的结构还没有完成,项目就吹掉了。

要抓的话就抓一个机构建设里很重要的就是队伍建设。

当时所里边有五十人的编制,当时有个所长陈原,他还兼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领导。他大概不在国家语委拿工资的。所领导里实际上在国家语委拿工资的大概是陈章太。所里边对队伍建设第一项的措施是当时有五十个编制,当时还包括了图书馆和资料室,图书资料室有些人是退休的,他们退休了还愿意干还吸收他们干。当时有我们语言应用研究室、有社会语言学研究室、有计算机语言研究室、有一个秘书处、有图书资料室。还有一个拼音室跟汉字整理室,这个室是汉字处和拼音处,它们是国家语委的属于处,属于所里边的是一个研究室,这两个是兼着的,他们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任务是国家语委的任务,也有语用所的任务。所里的编制还是比较富裕的。陈章太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比较早一点,大概是1983年去的,他在那个地方已经有所考虑了,已经招收了一批人了,也考虑从全国各地去招收一些人。

队伍建设的一个措施是当时成立学术沙龙。1984年我到所里去就成立了。当时学术沙龙比较兴旺、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有一个学者,我们翻译过来有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说有很多人他也适合当领导,他担任领导,但是他希望有一个地方不把他当做领导,当做一个普通成员,大家都很平等,发表关于学术的见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所里边就成立了这个沙龙。第一次成立会陈章太到场,到场他表示支持,他不参加这个活动。参加活动的有我,龚千炎当时他关系还在安徽师大,但是已经确定了要到所里边的,所以也参加这个沙龙,还有李行健,费锦昌,还有刘一玲、亓艳萍、陈建民、徐幼军,还有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吴为章,还有语言所《中国语文》的饶长溶、徐枢、施关淦。每次讨论都有一个主题,主题先告诉大家,说下次讨论什么主题。大概一个月活动一次。交流些情况,沟通感情之外讨论一个重要题目,这是一项活动。

第二项活动是招研究生。研究生是1985年秋天入学的,1985年夏天的时候就报考跟面试了。当时第一批就18个人。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一个语言文字应用系,陈章太那时是系主任。18个研究生毕业后留所的和语委的有一多半,现在陆陆续续都走了,现在光剩苏金智和郭龙生两个人了。这一个措施是培养人才。我记得当时在语用所四楼的时候,朝西的那边有一个大的教室,教室里有四五十个座位。我记得跟研究生上课的时候,研究生是18个人,教师一个人19个人,所里边还有好多年轻人,我们大概有四五十个人,济济一堂,那是很兴旺、很热闹的。应该是下午五点半下班吧,下班了好像有些人就住在所里头,他也不走,有些人他住在外头也不走,陈章太到下班的时候催着大家,你怎么还不回家?赶快回家去。当时这是兴旺的一个标志、一个迹象。我记得我讲过一场课是"一批中年语法工作者的研究倾向",后来在别的地方讲过,也发表过,题目就叫《一批中年语法工作者的研究倾向》。当时有一些人听了以后很惊讶,他说我们在学校里边听到的就是说到中国现代语法研究言必称XX,全国研究语法的人怎么这么多呢?还有你们中年人,还不是老年人,还那么多人研究语法呢?

第三个措施有进修教师,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吧,进修教师有五个人。当时有湖北大学的易洪川,有安徽师大的蒋同林,有王铁琨,还有当时山东大学的曹志耘,还有上海师大的傅承德。易洪川后来是广州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院长,蒋同林是安徽师大的一个学术骨干,他是施春宏的本科的教师,王铁琨后来当过国家语委语信司的副司长,曹志耘现在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常务副院长,傅承德后来很快到了国外去了,大概到澳大利亚去了。这不仅是所内的,所外也培养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人才,而且所内所外的沟通当时的气氛非常的好。

第三,同时在语委等实际工作当中发挥了作用。

语用所是1984年9月份成立的,1986年1月份就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我们跟1997年那一次会议有所区分呢就叫它第一次,实际上名称里没有第一次。原来确定的是1985年就要开的,后来推迟了,1986年1月份开的。实际上筹备这个会议很早了,我们所一成立,一进到这个所里边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开这个大会。当时开会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要不要改名为国家语委,当时语用所的人,我觉得啊没例外的,都赞成要改名为国家语委,这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要准备语委的会议嘛,当时要起草一个主报告,主报告是由国家语委主任刘导生作报告,报告起草的负责人是陈章太,第二负责人应该说是于根元了。大家拿个草稿往下讨论,讨论行与不行。好像于根元还没有想通,这个地方可能不行,就停下来重新想,行再往下。陈章太带领我们起草这个报告起草了好多天。后来做报告,要报告的前一会儿工夫,陈原又找到我说再把报告顺一下。起草文件当中,除了作报告之外还有些文件要起草的,有些文件可能是会议上要用的,甚至是当时外面人的讲话,有的是陈章太跟我起草的。会议期间还要准备一些文件,比如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这是龚千炎起草的。会议期间还有简报,简报的组长是曹澄方,简报组的成员有很多是语用所的人,包括刘一玲。后来有一个会议负责人的名单,是不是在《文字改革》上发表了我不知道,我记不清楚了。有一个名单,我是宣传组的副组长,是文件起草组的组长。所以语用所的人一开始就参加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很重要的一些活动、发挥了作用。会议期间,领导有时候要有文件的咨询,领导有时候把我们半夜里叫起来,我们就谈一谈我们的看法。还有会议以后的宣传,在《语文建设》上面就发表了四篇文章,有一篇是曹先擢的,有一篇文章是不重申拼音化方向的,还有一篇是谈没有把简化汉字作为一项任务的,里面谈要将整理汉字作为一项任务。我的一篇是谈推广普通话列为第一项任务的重要意义。

当时可能是由小杜负责的,语委一个月有一次学术报告会,语委的人当时学习的气氛很浓厚,学习的情绪也很高。我们语用所的人都参加,不只是一般的参加,还都思考问题。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请的人教社的张志公来做报告,张志公当时在报告里面有一段话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张志公提出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这段话没有人论证过,光是有人说了一下子,但是科学的论证好像没有啊。我们的触动就很大,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好说我们将来一定走拼音文字的方向,但是也不好说我们将来就走我们汉字的方向。当时就是提出文字肯定是要改革的,拼音方案和汉字各有各的用处。另外,汉字长期是不会变化的,这是总体来讲,它的系统不怎么变的。这些话我们可以说,其他话我们现在不太好说,没有根据的话、我们自己也拿不准的话我们现在先不说,在一个很重要的文件里面我们先不说。我们也不是说以后就一定不会走拼音化了,我们会后就是没有重申这一点。我们到现在也是没有重申啊。我们不重申,这是非常好的。就是说汉字肯定是要变化的,历史上就是变化的,将来也是要变化的,作为系统来讲它是长期不怎么变的。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是要发展的、是要发扬的,它要发挥它的功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它的作用,这个话是可以说的,是要做的。这里说整个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语委的学习情绪也很高,学习气氛也很浓厚。语用所的学习情绪跟语委是配套的,从语委的学术活动里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还有,就是当时语委的好几个单位好像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你比如说当时的语文出版社,社长是李行健,他当时兼着语言应用研究室的室主任,好像有些事情比如和哪个作者谈谈事情,比如谈上海现代汉语的书的出版的事情,他就顺手给我就行了。我虽然是语用所的,我也可以作为出版社的人啊。我和《语文建设》的关系也很密切。语委有很多信访的活动,很多信访怎么回答,也是我们语用所回答的。还有接待一些外宾,我们语用所的人也参加接待。这也说明一点,当时整个语委、整个文字改革委员会对语用所的帮助也非常大,语用所在语委、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各方面也起到了应该起的作用,在实际工作当中发挥了作用。

语用所不仅是在语委里头,在全国也发挥了作用。有一批学术沙龙,搞得比较大的学术沙龙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有上海的语言学术沙龙。当时《语文导报》要发表一批介绍语言学术沙龙情况的文章,我们就发表了一篇,当时《语文导报》让我们来组织,当时我跟邵敬敏也说了,最后他还是被我说服了,还是同意写了一篇介绍文章。还有杭州的语言学术沙龙,杭州大学倪宝元,杭州师院的张学成,他们好几个人也是一个月有一次。还有几个我现在记不清了,反正有几个学术沙龙。跟语言所的关系也很密切,语言所有三个人不是参加我们学术沙龙活动吗。跟全国其他单位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文章写到了没有,当时我们语用所在全国学术上的地位我说是老三老四,不要以老大自尊,不可能成为老大。老三老四,缺我不可,但是也不是老大。这个老三老四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上海人说话,"这个人说话怎么老三老四的",就是可以随便一点,可以调皮一点。就是说我们语用所说话可以随便一点,可以调皮一点。我们语用所多数人的心里边还是同意我这个说法的。不能缺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但不是老大,不是老二,我们这样跟全国各个单位的关系就搞得好,你说话可以随便点,可以调皮点。

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语言所的名誉所长、语文出版社的顾问,吕叔湘先生,给我们语用所来讲课,当时我记得研究生都参加了,青年教师也参加了,我们在二楼的会议室,当时那个会议室也比较大,我们参加的人有将近五六十个人。好像说到语言研究的方法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语言文字应用的杂志,我们那个杂志是1992年创刊的,当时吕叔湘先生讲课的这个记录好像是在《语文建设》上发表的。可见吕叔湘也是很支持我们所的,很尊重我们所的。他到哪里去讲课这种情况很少的。当时我主持会议,好像吕叔湘还讲到我们研究方法不要自说自话,要有针对性。自说自话,他是丹阳人,用丹阳话说的,他就朝边上指一指说,"于根元他懂这个话的意思"。他在语言所的时候也是我们《中国语文》编辑部的主编,他就跟我们说,你去研究的时候不要老拿什么《大众电影》什么的句子去说事,你拿很有名的比如《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上面的有些句子好与不好了你去说事,需要有出处。逮到一个不好的东西就去批评去,这叫自说自话。要有针对性,而且针对性要针对很高明的人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