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普通话"的概念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黄晓蕾

"普通话"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力提倡,经过近60年的推广和普及,已经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日常用词,然而"普通话"却并非新中国建立之后出现的新词,它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切音字运动中已被提出,20世纪30年代又被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重新解释。

19世纪末,清廷日衰,外辱日重,富强国家、普及教育逐渐成为清末社会各界共识,普及教育的首要工具之一就是语言文字,一时间语言文字改革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开始受到朝野的共同关注,切音字运动应运而生。切音字运动以切音识字、制订切音方案为主旨,而制订切音方案就必然涉及汉语内部的分类问题。

1906年,切音字运动中的朱文熊其《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当时的汉语分为"国文""普通话"和"俗语"三类,其中"国文""俗语"分别指"文言"和"方言","普通话"则指"各省通行之话"(朱文熊,1906)。在"官话"概念孳乳既久、"官话"地位业已为清廷承认的晚清时期,朱文熊提出"普通话"表示"各省通行之话"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语言观念。制订切音方案需要以一种具体汉语口语为基础,切音字运动中各主要切音方案均拼一种或几种方言(《江苏新字母》拼的即为苏州话),若某一方案声名愈重,其试图影响的使用地域和使用范围就愈广,如此便引发了时人关于切音方案与同文之治、南方诸方言与北方官话的讨论。然而,或许因为朱文熊的"普通话"概念只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即将到来的现代社会交际语言的模糊想法,缺乏具体内容,因此在切音字运动关于切音与同文、方言与官话的讨论中,朱文熊的"普通话"概念及其与传统"官话"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

20世纪30年代,由清末至民国,中国在现代社会中又向前迈进了近30年,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将中国(准)官方语言由"官话"推进为"国语",伴随中国的现代社会进程,该种(准)官方语言在使用人口和使用地域迅速扩大的同时积极寻求其在现代国家中的合法地位。在"国语"这一概念整合意义并寻求其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在语言历史中沉默了近30年"普通话"一词被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重新解释,再次进入中国的语言生活。

1931年,瞿秋白在其长文《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对普通话进行了详细地解说。首先,瞿秋白肯定"普通话"与"国语"的相似性,"现在一般社会生活发展结果,所谓五方杂处的地方是'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中心',能够影响各地方的土语自然而然的叫大家避开自己土话之中的特别说法和口音,逐渐形成一种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大半和以前'国语统一筹备会'审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谓北京官话的说法相同"。其次,瞿秋白强调"普通话"与"国语"的差异性,"这种普通话不必叫做国语。因为:第一、各地方的土话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应该加入普通话的文章里。第二、各地方的方言——例如广东话、福建话、江浙等等话,应当有单独存在的权利,不能够勉强去统一的"(瞿秋白,1931)。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民国中后期一场民间的、左翼的语言文字运动,它在文字形式、标准语音以及语体文风等基本语言问题上均提出与当时国民政府语言政策区别抗衡的观念主张,如以"拉丁化新文字"区别"注音字母"和"国罗字母"、以"普通话"区别"国语"以及以"大众语"区别"五四白话"等,其中"普通话"概念的提出再次解释了民国以来日益壮大的汉语口语交际语言,强调了"国语"概念整合中其他的一些可能性,从而预示了现代中国官方语言发展的某些方向。或者可以说,在语言学理上"普通话"与"国语"的区别并非彻底绝对,但在社会功能上二者的差异却一定泾渭分明。

"普通话"一词导源于切音字运动,重新解释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清末、民国的两次提出均为民间立场,作为与"官话""国语"相区别的一个语言概念,它所包含的语言内容和社会功能体现了现代汉语共同语在口语层面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性,表达了异于"官话""国语"概念的另外一些语言诉求。新中国建立之后,"普通话"一词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官方认定,"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张奚若,1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