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的交集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凌  云

出差最多的地方,除了上海就是北京。但要说起偌大的北京与我的交集,应该是兴趣维系至今的语言研究。

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0年5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研讨会”。其时刚完成《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我作为编委会成员获得参会的机会。也就是因为参加这个会,让我和首都有了缘分。最有趣的是,第一次到北京就上人民大会堂开会,特有自豪感。会前,代表们还与中央首长、学者名流合影留念。在会场第一次见到北师大语言学著名学者伍铁平先生。

1991年底,我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于根元先生邀请,参加《现代汉语新词词典》项目组的工作。在语用所将近一年的工作生活令我难忘。当时,我借宿在母亲的老同学、中央民院苏琴阿姨家。苏阿姨住在位于先农坛的中国药研所宿舍院内。我每天黎明起床,有意穿过天坛公园,到北门搭公交车,然后在东单转车到朝内南小街。通常,我到所里的时间比较早,第一件事便是提着几个暖瓶去楼下打开水,每天都是那么兴致勃勃。

语用所办公楼是原先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旧楼,国家语委和语文出版社也在这幢楼办公。在语用所做项目期间结识了很多语言学家,如曹先擢先生、李行健先生、陈建民先生、王均先生、龚千炎先生、佟乐泉先生、季恒铨先生和当时已退休的周有光先生。还有一位和语用所搞项目合作的日本学者折敷濑兴先生。

我在辞典项目组的工作是,每天阅读分配给我的大量报纸,搜索上面的新词,把出现新词的语言片段用剃须刀割下来,贴在卡片上,并编成词条。那个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新事物、新观念载体的新词新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让我的新词收集每天都有所斩获。每个周末,项目组照例要开碰头会。项目组在所里的成员除了担任主编的于根元先生,还有周洪波和刘一玲。项目组的所外成员连同我有四位。其中有语言所退休多年的和蔼可亲的张朝炳先生。记得他在词典快完工时,分赠他的速记学专著给项目组成员,作为留念。

工作之余,我根据手头的新词新语材料写过一些语文短扎,发表在语文出版社的《语言文字报》和语用所的期刊《语言文字应用》上。还写了一篇论文参加语用所在湖北随州举行的学术研讨会。这都是语用所工作期间值得回味的一些小花絮。

那时,我和于根元先生结识将近10年。这期间在自学语言学方面得到他很多的帮助。邀请参加编词典,实际上是给我提供进修的机会。于根元先生对我非常客气,到北京的第一天,他就和师母一道请我去东四开业不久的肯德基吃快餐。后来还几次去他家蹭饭,品尝北京烤鸭的“一鸭两吃”,感受到于先生夫妇深厚的情谊。

由于是阳历年底去的北京,就和家人商量,春节索性就在京城过。记得第一次没在家乡过年,加上北京禁放鞭炮,觉得特别冷清。为了感受节日气氛,特别赶往龙潭湖公园看舞龙灯、走高跷。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出现雾霾。在办公室倒是几次感受过沙尘暴肆虐——那从窗缝钻进来的呛鼻子的土腥味。街上,秀气的少女往往身着深色的衣裤,用围巾掩住鼻子,把脸也蒙住大半,搞得灰头土脸。因为北京是干冷天气,那年冬天我破天荒没有冻耳朵。办公室里暖气开得很足,不但不冷,还有一些让人不适应的燥热。

对我来说,北京这座神秘的文化古城像是一本大书。在语用所工作期间,我会在闲暇的时间翻阅其中的部分篇章,从容地品味京城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正是因为有那么长时间待在北京,对这座城市渐渐熟稔起来。接触京城的市井生活,对北京话增加了感性认识。以前对北京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区别是混沌不清的。后来发现,两者尽管有源流关系,北京话的语音和词汇与普通话都有很大的区别。

之所以说我与北京的交集在于语言研究,还因为我的几篇较为重要的论文都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的杂志《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其中有一篇还有幸全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上转载。由于这些刊物的影响力,使我的语言学论文被更多的学者所关注,微薄的价值被放大,成为很多论文、论著的参考文献。这是我这个语言学“票友”始料所不及的。说起来,1998年到北京一集团公司总裁办供职期间(在阜成门万通广场上班),还去过北京语言学院两次。一次是去《语言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投稿,一次是去学院内的书店购买《汉语理据词典》等书。

距离1992年在语用所参加项目,转眼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期间,我和于根元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和他在一起合作过广告语言研究项目,最近几年连续为于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生活》撰稿。这么多年,能够一直在他的安排下做些语言研究方面的事,不断得到先生的指导和肯定,的确是很幸运和幸福的事情。

这么多年,与项目组两位成员周洪波和刘一玲和同一办公室的龚千炎先生的研究生郭龙生一直保持着联系。周、刘二位在项目结束几年后调入商务印书馆。巧的是,1999年,我也应聘到一家出版社,和周洪波和刘一玲成了同行。

至今,我在单位用膳使用的是别人笑为老古董的、当年在语用所食堂蒸饭用的铝饭盒。这也算是对二十多年前在北京那段往事的最好纪念。我对朝内南小街51号昔日文改会那有些沧桑感的旧楼也怀有很深的感情。回到南昌后,念念不忘。有次到北京出差,和语用所朋友联系时,听说那幢旧楼即将拆除,立即打车赶到南小街重温旧梦。很侥幸的是,语用所所在的那幢楼由于种种原因依然屹立,让我感到欣慰。因为,它一度是我人生活动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