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的对象和时空以及其他
—— 语言学笔记
于根元

说话的对象和时空

我们说话,如果是第一次说,那好办,对象和时空都是第一次,都是确定的。不过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如果我们是全部或者部分是第二三次或者更多次说了,这样的情况居多,那就要把先前说的调整到这次的对象和时空点上来,不能照搬,不能一个讲话稿到处用。

以我们说的对象和时空为主,如果是引用或者表演别人的讲话,那就复杂了,既要考虑别人说的对象和时空,又要考虑我们说的对象和时空。在考虑别人说的对象和时空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平衡点要磨合,有时候需要往这边靠一点,有时候需要往那边靠一点。

我们说话一般面前是有人的,听话的人不只是被动地听,对象也会说或者反应,我们要根据对象的表现来说。所以说复杂哪,别人的对象和我们的对象的表现都要考虑到。

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面前没有人,有人就说:“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其实那是很低很低层次的,绝不能作为经典的理论。我们既然“心中有人”了,就应该逐渐做到“目中有人”。如果面前有很多人,有人还说:“把那许多人当成木头。”那你的语言就不是在跟别人交际了,那是自说自话了。还有木头也有生命啊,他也会听啊。我们不要太看低对方了,把对方的思想都当成你纵马踩踏的庄稼地了。我们不是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嘛,改动一下字眼就成了“人在说,天在听”。还有“隔墙有耳”呢。我们说话的对象还会发展,今天他认可了明天说不定会知道你在骗他呢。还有人当着许多许多人表演角色哭他妈妈,有人还教他只要哭就行了,哭他的小狗也无所谓。我们要记住“人在说,天在听”哪。我们可不敢或者教人胡说八道。

有人说:“复杂的事情简单化,那是本事。”我认为,复杂的事情要看到他的复杂。具体处理会有主次,找到平衡点。找平衡点也不容易。我们觉得每次说话都有很多缺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为的简单化的事情不是没有的。

基本的层次和高层次常常有契合点

我有一次在武汉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到我快要上台发言了,我挪到靠边上的座位上去,好一会儿上台去。不一会儿,上海的刘大为坐到我边上来了,他比我还要靠边。原来他在我前面上台发言,他从后边坐过来了,也是好一会儿上台去。

有一次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做学术讲演。我到礼堂很早,在靠门的边上找一个空座位坐着。听讲的人不认识我,他们相互议论一会儿演讲的人的学术和著作,他们在议论我呢,我听着觉得很有趣的。一会儿主席李向农来了,跟我打了个招呼,看来他也很认可我坐的地方。本来嘛,坐那儿也挺好的。后来,我的老朋友徐杰、储泽祥、汪国胜来了,也是到我坐的位子边上来攀谈。再一会儿,我上台去了,从台下靠门的边上上台去了。在台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会儿还得下来的,又不是一辈子都在台上。演讲开始了,李向农说了几句很实在的话就离开主席台了,主席台上不是一长排,而是我一个人。

我们的《中国语言生活》是谈语言生活里基本层面的,如果谈好了,没准也和高层次的语言生活有契合点呢。有个名人说过,道,就在日常普通的生活里。

学一点文言和方言

说学一点,其实谁都生活在文言和方言里面。谁能说他说话或者文章里没有一点文言和方言。用不着一说有文言和方言就不是现代汉语系统了。如果没有了文言和方言,普通话就缺少了两个极其重要的营养,就没法发展了。当然,普通话是要推广的,普通话里就有一些文言和方言的成分。

再说,方言里本来就有许多文言的成分。拿“此地无银三百两”来说,我们那里的上海话口语里就说“此地”的。

我用文言写过《仿<卸磨杀驴>》《掉进猪圈里了》,用普通话翻译了上海话的笑话《老里八朝》。我想以后可能还会写一些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