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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有关的情况及问题
陈章太

我在语用所待的时间不短了,是语用所的一员,所以在这个时候说一点有关的情况。语用所是1984年成立的。语用所成立和发展不仅是国家语委和相关部门的重要事情,也是语言学界和语文战线、社会语言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它标志着我国语文现代化、科学化和应用语文学科的新发展。表现出语言研究、语文工作与国家、民族社会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密切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作为在语用所工作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时候我感到高兴、激动和欣慰,祝愿语用所越办越红火,在实践中国梦和语言梦当中,发挥应有的正能量。下面就讲一些和语用所有关的情况和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和语用所的关系和语用所的工作情况。可以说我的后半生与语用所是息息相关的,有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作关系、事业关系、情感关系,也是一种缘分。

1983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调到中国文改会,负责文改会及后来的国家语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语用所的筹办和建设,承担着语用所前期的责任。我自己认为,在工作和科研中,我还是尽心尽力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概是1996、1997年的时候,当时我应该办理退休,但是一直没有通知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一直在工作。那时我已经60多岁了,我是1931年生人。退休以后,人是离开了语用所,编入了教育部的老干部局,但是我的心还是在语用所,对外常常用的是语用所研究员的名义,长期作为一名老志愿者、编外人员,为语用所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尽管我已经做不了多少事情了,对语用所也没有多少帮助,但是从语用所成立到现在,所里对我一直都很厚爱和关照,这使我很受教育和感动,深感语用所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而我也把语用所作为我的精神支柱、心灵家园和事业的园地。从中我得到了关爱和支持,并且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在为人做事和处事上,更加坚定了做老实人、办实在事和宽以待人、严以律已的人生观念;在治学、写作上开阔了视野,拓宽了领域,夯实了基础,提高了水平,严谨了学风,收获了成果。所以在语用所这么长时间里,从实的到后来的虚的,我可以说是收获很大,很受教育。二十多年来,我主要的论文和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

语用所的建立和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和辛劳付出的结果。从上到下,有许多人参与了这个所的筹建、发展、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我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个成员,在语用所成立和建设的前期为语用所做了一些实事。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往事,那时有些工作还是没做好,有些事情考虑不够周到和严密,给后来留下了一些困难和遗憾。这些问题和遗憾有以下几点:

1.语用所成立以后,在申办建立学位点的时候,当时是申办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做了许多筹备的工作。我这里有一些原始资料,申办的计划,申办的文件、附件。但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够细致,不够周密,以为只是把这些文件准备齐了,报送学位办就可以了,没有进行更多的、细致的工作。审查讨论的结果是只通过了我们所的硕士点,据说博士点只差一票而没有通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给后来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

2.没有跟有关部门极力地争取语用所高级职称的评审权,所以语用所至今没有高级职称的评审权,我们还得依附于其他单位。对于研究所来说,这是很不利的。当然其他单位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但毕竟不如我们自己有这种评审权,做起事来顺当一些。还有一点,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原来就是属于语用所的系列,后来划归国家语委,但和语用所还是在一起的,现在又并入语用所。2001年新语用所组建时,语言文字应用、普通话测试中心和老语用所三个合并在一起。当时在成立普通话测试培训中心的时候,就考虑过要建立一个普通话培训基地,同时也为语用所开展学术活动创造条件,准备建立一个语言文字应用活动基地,当时是以普通话测试基地的名义,向有关部门申请的。申请时,头两关都比较顺利,财政部也准备立项、准备给钱。当时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没有抓得更紧,没有做更细致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财政部答复国家经济暂时发生些困难,新建的一些设施暂时停止,只差了半步。原来连基地的选址、规划等都已经做了,结果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成功。直至现在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如果办培训班还得到外面租场地。这对工作有直接影响。这几项的缺失,严重影响了语用所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影响了人才的成长、选拔、培养。

还有一点重要的缺误和遗憾就是语用所成立时,在行政上一直依附于国家语委机关,当时的设想是为了减少语用所的负担,行政管理由语委机关来承担,所以语用所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很不健全。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语用所没有人事权、财务权,也没有自己的外事权。若要请一个外国学者,或我们派人出国交流是很难的事,科研管理也不够完善。对这些缺误和遗憾,在那个时期,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但语用所的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是党组多次研究过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具体办理人员是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深感遗憾和内疚,这是我对不起语用所的地方。但语用所对我一直都是非常厚爱和关照的,我深表感谢,我对语用所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第二个问题,语用所创办的情况。1983年就开始筹备创办语用所了。1984年第二次党组会议上就讨论了关于语用所筹备的工作,向社科院党组报告、请示(文改会的行政、党务、人事等都由社会科学院代管,但业务上是独立开展工作的)。当时讨论的事情,现在还有文件保存着。如:第十个问题是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筹备工作正在运行,目前正同社科院党组商议该研究所的领导关系、编制、经费等问题。这是给院党组写的专题报告。拟申请编制100人,今明两年达到60人,以我会现有的处室为基础,进行筹建。今年的经费由我会和社科院共同提供,其中要求院部提供1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以后的经费希望主要由院部提供,其余由文改会来承担。语用所业务人员希望院部能够帮助解决,拟通过院部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报告,要求批准我们招收研究生,如获批准,明年拟招收15名左右研究生。关于招生的计划、考题、参考书籍的提供,包括审查、通过、录取等准备工作,都有详细的资料。这个报告还有其他一些重大事情。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提出来文改会要成立一个宣传服务部,对外叫社会服务部,编制、经费等都列入了计划。还想成立民间学术团体“文改促进会”。这些工作从1983年就开始筹备了。当时为什么想成立语用所呢,缘由是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1)国家提出政府决策和相关的重要决策要讲究科学化,讲究高效率。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又看到除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有其他各部委,相当多的部门都设有研究机构。当时的国家计委、科委都有研究员或研究所,甚至有些小的部门都有研究所。所以,我们考虑,如果文改会要进一步发展工作的话,有加强科学研究的需要。(2)直接的依据,当时准备酝酿文改会的定位和改名的问题。胡乔木同志作为中央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他对文改工作以及后来的语言文字工作是相当内行的,是一位大专家。他当时给文改会的定位是:要有科学研究做基础支撑,是讲究科学性的一个政府行政权力机构。这就明确提出当时的文改工作要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3)我们过去传统的语言学主要是研究语言本体,语音、语法、词汇等,对语言应用的研究也是存在的,如词典编纂等,但没有给语言应用研究以更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后,国际上应用语言学兴起,发展得比较快,应用语言学逐渐被引进中国,因此当时想到要筹建一个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这是最重要的缘由。(4)再有就是考虑到原来文改会也做了许多研究工作,有个研究部,许多文改工作的领导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对这方面都是很有研究的。当时的行政负责人胡愈之、吴玉章等,到负责具体工作的叶籁士、倪海曙、周有光等都是很有研究的。除了一批老专家外,还有一批中青年的业务骨干,因此是有条件来成立这个研究所的。

再就是考虑到当时创办的目的和宗旨,比缘由还要具体些。目的与宗旨是比较明确的,在党组讨论和我们具体执行这项任务时,心里很明确。后来在由社科院院部转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表述为:要加强文改工作以及后来的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研究,为国家制定实施语言政策和加强社会语言应用管理,以及语文现代化、规范化,语言生活健康和谐发展服务的大局。这一宗旨,从文改会的领导、社科院作为代管单位的领导,到国务院的批示都是非常明确的。

在建所的过程中,参与的人员很多,最重要的是胡乔木同志是一直支持这项工作的。当时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有关这方面的工作经常与他有联系,他也发表自己的意见。常务副总理万里经常和胡乔木同志就这方面的问题随时通气。所以说胡乔木同志是很重要的人物,吕叔湘是原来社科院语言所的所长,梅益、乔木同志对吕先生非常尊重。还有一位是朱德熙先生,也很重要,我那时和朱先生关系不错,经常向他请教事情,包括胡明扬先生。筹建语用所时,我和朱先生和胡先生讨论过多次,他们一直很支持。至于会里,从党组领导到会里的主任、副主任都很支持,意见都很一致,所以说语用所的建立和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家辛勤付出的结果。这是建所的目的、宗旨。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所名如何定,前面有了办所的背景,最早我提议的是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我的思路是参照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名称的设置,他们有数学研究所,好像还有应用数学所,我在中关村时看到有应用化学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来可能改名或跟半导体所合并了。当时50年代中科院有上百个研究所在中关村那一片。再有当时的背景是应用语言学开始引进来了,一个语言研究所,一个应用语言研究所是可以互补的。但是,办所还要考虑以语言本体的研究做基础,但我们不着重于研究语言本体,而立足于语言应用。当时应用语言学还不是很普遍,所以乔木不同意。他说,中国应用语言学还不是太普遍。会让人感觉到我们中国过去有应用文,用起来可能会有歧义。吕先生开始建议,用语言规划或语言规范来命名研究所。50年代,乔木主持写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那里面的主题就是加强语言规范化。当时语言计划在国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已经通行了,开始时语言计划比语言规划用得还多,所以他认为可以用语言计划或语言规划研究所,这样学术上更接近一些。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讨论、磋商,为这个事情我跟吕先生请教至少三四次。直到乔木同志当时生病住在305医院,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吕先生提出来的说不行咱们就把它倒过来用,咱们叫“语言文字应用”,把“应用”放在后边,作为我们的特色。这个比较实际一些,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避免,后来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所名决定了对学科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他特别提了说要有中文特色,应用语言学变成语言文字应用,加上了文字,因为汉字的问题在中国很重要,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视书面语的研究,对口语的研究比较晚,所以强调这个也很好,而且跟后来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正好也相吻合。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设置,到底这个所成立后要设立什么样的机构,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提到了当时我们的设想。基本的设想是有一个汉字研究室,汉语拼音跟普通话,后来加上了普通话。这是文字改革的基本任务,这是两个核心研究室。既然定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就考虑到要突出应用,考虑到要发展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所以有语言应用研究室,还有个社会语言学研究室,因为当时社会语言学已经逐渐热起来了。我在语言所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方言、汉语方言学,到这边来之后结合工作,同时也考虑到国际语言学界的新发展,所以逐渐扩大到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我对社会语言学更有兴趣一些。当时请陈原先生过来兼所长,因为他是社会语言学第一本著作的作者,所以他在社会语言学研究室。而且所里有人,老的有陈原同志、王均先生,我们那时候还算年轻一点的,说年轻也不年轻,算中年吧。我和陈建民两三个人对这方面也有兴趣。当时还有个叫语言信息处理室,那个是刘连元当研究室主任,还有方世增,当时考虑冯志伟老师,把他从科委请过来,他在这方面是有基础、有影响的。刘连元在语言所是搞机器翻译的,也有条件。确定的这四个研究室是比较重要的核心,还有两个研究室。好像还有一个情报资料室,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语言教学,是从语言应用室分出来的。最早的机构设置大概就是这样。以这个历史资料为准,有一个方案。领导班子的确定也是经过党组反复磋商、研究,又请示了院部批准,乔木同志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陈原先生兼所长,他比我大个十来岁,还兼着文改会的领导,所以所里的具体工作由我来负责。当时党组讨论还包括研究室主任的确定等。

再有一个就是队伍的组建,最早我起草给院部党组书籍梅益同志的报告里提出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原来文改会的业务人员,包括一批老专家,包括一些业务上比较好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做基础;再加上请社科院支持,从语言所过来五六个人;第三个就是跟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协商,请了一批外面对语言文字有研究的专家和业务骨干,所以当时进来了一批人,大概有十来位,有陈原、王均先生,曹先擢,曹先擢在北大中文系已经是教授了,兼总支书记,他本人愿意过来,但学校不放,最后我们通过中宣部与北大协商,说要加强这个方面的工作,请他们多支持,他们才肯放人。还有刘照雄。还有龚老师,于老师,龚老师原先是语言所的,后来又放到安徽师范大学去了。我和他一起在中国语文杂志工作了很长时间,他在语法研究方面是很有成就的。李行健、冯志伟、佟乐泉,于根元也是从语言所过来的。有这么三部分人员就组成了语用所的研究队伍。当时再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就招了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语用所的有不少人。这些人当时是最年轻的,这样语用所就有了三四十个人,那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而且这个队伍老中青搭配得还比较整齐。

再一个问题就是经费的来源问题。当时跟社科院商量请他们先支持一部分开办费,申请了15万,我记不清楚社科院给了多少钱,文改会也给了一部分钱。当时文改会自己本身的经费也很困难。我刚到文改会来的时候,全年的经费才35万,因为当时文改会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原来撤销了。班子重组后刚恢复工作,我们和一个副秘书长张亢臣到财政部跑了几趟,申请了第一期增加了60万,后边最后扩展到200多万。语用所,文改会也给一部分钱,经费来源主要是社科院支持一部分,每年都给一点,文改会主要负责来支撑着这个研究所的经费。虽然不是很富余,但是还过得去。个别时候还能拉来点课题。比如我们去申请了一个“七五”规划项目,北方话词汇调查,那个项目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当时给了8万块钱。那时8万块钱是不少了,但真正的像工作范围那么广,经费是根本不够用的。当时研究人员都没有什么劳务收入的,基本都用在研究资料、研究器材上了。经费不算太多,还过得去。

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研究内容。研究任务当时比较明确,围绕着继续开展文字改革工作,继续进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跟语言规范化、推广普通话,这是基本的研究内容。同时考虑了建所的宗旨,要发展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在学术上统称应用语言学方面的,扩充这方面的内容,包括信息处理。还有很重要的研究内容是规范标准的研制,主要做规范标准制定前期的相关工作,为制定规范标准提供依据,提供参考。参与相关的一些工作的研究,包括开展语言调查、应用语言学的一些调查。大致上就是这些研究内容。

再有一项就是创办学术刊物,创办所刊,考虑到一个研究机构必须得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创办所刊的时候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也还是走了后门的。我跟于根元老师好几次去找新闻出版署期刊司的司长张伯海,他是我在语言研究所的一个同事单耀海的同学,单耀海先和他打过招呼,我去找过他两三次。因当时期刊收缩,在整顿,重新申请期刊不容易。跑了三四次后,于根元接着跑,后来就创办了《语言文字应用》刊物,和所名结合在一起了。一开始考虑要不要加“研究”,觉得太长了,加上“研究”学术性强些,因为很多研究所的学术刊物都加“研究”,像《哲学研究》《文学研究》,还有自然科学刊物也都加“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类的,基本都加“研究”。但是考虑到名称太长就没加“研究”,还有一个暗含的意思,《语言文字应用》还有一个普及性的问题,还需要普及应用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满足社会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知识的普及需求,所以这个杂志兼有提高和普及的任务。在普及方面,还有跟普及相关的,语言文字政策的宣传、落实、推行这个任务主要由国家语委主办的《语文建设》来承担。这两个杂志基本上有分工。应用杂志偏重于学术性,兼有应用语言学普及知识的任务,但以提高为主。

再一个问题与语用所有关的就是学术活动。学术活动最重要的一个是学术研讨,要有学术风气,要活跃学术研究,那就必须要有学术研讨这种经常性的活动,还要举办学术讲座,请一些有研究专长的人分别讲讲他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发表他们的一些见解。有时还要和学术研讨结合在一起。当时在制度上比较活跃,这类活动比较多。再有一个就是有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有专科性的学术会议。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主要由研究所来举办。有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最早是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举办的。当时筹备发起应用语言学会。第一期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是语言文字应用什么的,是厚厚的一本论文集。当时包括欧阳中石、康殷等很有名的书法家都参加了,欧阳中石还给我写了几幅字,我现在还留着他们的墨宝,现在都成了文物了。启功也请了,结果有什么事没来,但是好像有一次到会了。王力先生、朱先生、胡明扬先生,还有胡裕树先生、张斌先生,好多人都来了,那个时候还算年轻一点的,像徐通锵等。所以那个时候还比较热闹,第一次在那开了以后,这个会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就扩大了学术影响。应用语言学会就是那个时候创办的,我被推选为会长。当时到民政部申请的各种材料都有。后来许嘉璐先生,再后来靳光瑾也跑了不少次。当时第一届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都定了,秘书长是佟乐泉。一直到后来办不下来了,再办会时就加上了个“筹”字。由于一直没有正式批下来,所以人们有时开玩笑说我是“伪”会长。成立学会的目的是扩大学术活动的影响,促进应用语言学研究,同时带有学术普及的目的。当时的会议还有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这两个研讨会一直延续到现在。全国性的会议主要也就这两个。后来还有语文现代化学会。再有一个就是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这方面咱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一直开展得不够理想。

第三个问题,跟所里业务上、专业上相关的几件事情。一个是选题、研究课题的确定问题。这是办所以后就考虑到的很重要的问题。这个对研究所建设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所办起来能否对国家和社会有所帮助,能否为国家和社会服务,所以,研究选题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对选题的确定一定要遵循当时办所的目的和宗旨,体现出对国家的相关决策,有关具体的语言政策等的制定与实施,还有社会对语言应用的重大课题,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首先安排。最开始确定的有几项,如:语言应用研究室对语言文字应用、社会应用的调查,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跟后来使用的调查还不一样。当时就是一个一般的调查,看看社会对语言文字应用要求的是什么问题,是社会用语的调查。社会语言学当时确定了一个北方话词汇的调查,这个课题不光作为所的课题,还作为社科院的重点课题,而且还作为国家的社会科学基金的重点课题。因为当时普通话的规范,语音是依据北京音系,那个很明确,但是词汇只说了一句话,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那么北方话的词汇状况怎么样,从来没有进行过了解调查,就只是零星有些调查研究,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摸一下北方话词汇的基本面貌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它作为普通话的词汇规范基础,有哪些东西是符合要求的,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改进的,当时这些情况很不清楚,所以做了北方话基本词汇的调查。当时李行健有些北方方言某些点的词汇调查研究,我则是考虑全国性的。长江以北,包括大西南的,广西西南的西南官话、下江官话,都算在内,算整个北方话。调查了100多个地点,调查词汇,记录词汇首先就要调查音系,每一个点的方言的语音系统,声母、韵母、声调等等首先要记录下来,描写清楚。所以首先要调查它的语音、音系,然后再记录它的词汇,词汇选择了1000多条基本词汇,然后组织了一个很庞大的专家队伍,跟相关的辅助人员配合的一个调查队伍,每个点都有一个专家来负责。最后调查出来的资料有两大柜子,现在都放在图书馆里了,我家里还有一部分手稿。调查结论出来后,基本把北方话词汇的基本面貌大致上理得差不多了,不敢说完全理清楚了,但也差不多,基本面貌理出来了。基本状况怎么样,哪些东西跟普通话是相同的,相同度有多高,哪些基本词汇跟普通话是不同的,不光调查相同的,还要调查不同的。从方言学角度来说,主要是调查不同的,北方话作为它的基础方言,还要调查它跟普通话相同的词汇,最后得出北方话词汇跟普通话词汇的相同度,达到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在这1000多条词汇当中,它比例的基数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北方话词汇才能作为普通话词汇的基础,通过调查,这个结论就清楚了。没调查时,这个结论谁也不敢下。哪些东西又是不同的;不同当中又是什么状况,分成多少类;哪些词汇正在演变当中。那个课题应该说是花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精力,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许多人、许多专家都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有好几位专家都已经不在了,很值得我们怀念。当时,调查完了以后,经过反复核对,有些点的材料,基础做得不太好,所以舍弃了一些,最后确定了106个点。这些材料编成了五大厚本书,大概几百万字。这个著作受到学术界,特别是方言学界跟应用语言学界的充分肯定。要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当作重要的参考书。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还有一些学术杂志,都有详细的评论和介绍。书评写得很长,总体上还是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获得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是最高的图书奖。同时获得第二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根据这些材料,后来我又写了两三篇文章,北方话是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北方话词汇做了各种数据的分析之后,才能肯定地说北方话词汇是普通话词汇的基础。这是我写的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因为有大量的素材做基础。

后来还有几项,但选题原则上要考虑服务大局,服务社会应用,这点是很明确的。当时确定的项目还有审音的调查、普通话读音的调查研究,有关数字的使用标准等等,这些成果都直接为我们制定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后来还有很多重要的大课题,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调查面更宽了,对整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对普通话的使用和方言的使用、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实地调查,而且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这些重要结论对我们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制定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依据这些材料来说话的。当然还有汉语拼音推行过程中一些问题的研究,史定国、金惠淑他们的调查研究,为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选题从初期到后来一些重大课题的确定,都是延续原来的宗旨目的,突出语言服务于国家、社会大局的观点的确定。这就是我要说的,开展了很多社会语言调查。

再有就是参与了我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研制,语用所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前期的工作。现在新修订的正式发表的这些规范标准,语用所承担的研究工作,数量不少。我们要充分看到我们的成绩,研究所这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增加我们的信心。有些人认为语用所是可有可无的,我觉得需要改变这种看法。

另外我们还编写出版了一部分丛书,如我和许嘉璐先生主编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那套书现在还是有影响的。丛书出来后,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说明这套丛书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们的欢迎。后来所里又陆续出了一些丛书,包括好多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有些论文集还是很有影响的。有些论文集很一般,有缺陷,不都是很好的。凡是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最好都要经过很好的加工,不要单纯地把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稍微整理一下就编辑出版,这个没有好处。有些是需要加工,需要进一步提高、深化的,让他们改写。所里应该做点这方面的工作,提高图书质量,扩大我们的影响。凡是我们所里编辑出版的书,不管是丛书还是专项的学术著作,都要保证相当的质量。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语用所还是重视学风建设的。应该说,学风是研究所的学术根基,学风的严谨度能反映出研究所的水平和治学态度。多年来,所里对学风问题是比较重视的。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写文章、出书,都要坚持科学、严谨、求实的作风。说话要有根据,下结论要有数据,要有支撑,要有材料做基础。同时又体现出我们的研究创新,不能仅仅保持原有的研究水平,要有创新。所以学风建设,我一直认为是咱们所多年来比较重视的。我经常看到咱们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著作,总体上我认为,多年来我们在学风建设方面还是有一定成就的。但是,说实在的,我们有少数的学术研究在学风上还存在问题,说话下结论或分析的问题、论证的问题都还有所欠缺。这和现在整个国家学术界的风气是有关系的。这是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最后提一下我们所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法》的起草工作。许先生是人大常委,后来又到语委来,兼语用所所长。我从一开始筹备时就参与法的起草,一直参与了全过程。还有老仲——仲哲明,参加了部分工作。还有政策法规室的魏丹,许多具体工作都是她在做。这个法的前两三稿都还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在中国境内的使用,法的规范对象这三部分都比较全。最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认为其他两部分还不够成熟,先拿出来,先制定通用语言文字法。这个法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影响很大而且很深远。不仅可以影响今后很长时间,而且跟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文化生活乃至科技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密切关系。确定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是最顶级的国家法律,肯定下来后,规定它的使用范围,影响就很大了。对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等各方面影响都相当大。但所欠缺的就是,我们现在相关的一个是通用语言文字法还比较粗,再有这个法本身是软性法,在贯彻执行上就不是很得力。因为不管是通用语言文字,还是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是其他的外国语言文字的使用,都只能是软性法,不可能太重。除了少数条文可以做硬性规定以外,一般只能做灵活的、软性的规定。我认为这个法的性质的确定是对的,这是我们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的特点。但是,因为规定得比较粗,只能做原则上的规定,所以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现在一直想要修订,要制定一些实施细则,同时,配套的相关法律要着手制定。这个做了不少工作,但现在还没跟上。包括外国语言文字的使用,域名的规定等等,正在进行中。民族语言文字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至少在修订民族区域自治法当中要考虑的。但是总是慢了一点,没跟上。我现在说的是第三件事情,大概说这些。

第四件事情是几点思考和建议。语用所从创办到现在30年当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不断发展,也有过比较繁荣的时期,得到国家、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和支持,我的体会是一定要坚持办所的目的和宗旨,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跟服务社会大众的语言应用这样的大局坚持下来。这是我们所的生命所在。第二点体会就是我们在重视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同时,不要忽略语言本体的研究,特别是要重视把语言本体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这是借已有的学术成就来扩大我们的学术影响,也是我们学术研究创新的一项内容。因为搞本体研究的着力不在应用上,主要精力都放在本体研究上了,对应用会有局限。我们把它转化为应用,可以说是我们的特色,是一种创新的表现。

再有一点体会就是一定要培养优秀人才,多出重要成果,这个也是我们要始终抓住不放的。优秀人才的培养跟重要成果的取得是研究所发展的一个具体体现,也可以说是研究所不断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每一个时期当中都要有一批,不管多少,在学术界是比较优秀的人才。还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需要得到人家肯定的学术成果的出现。再有一点就是要重视语言文字应用的理论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科的建设,因为我们研究所不光要考虑具体的任务,不光研究应用跟国家、跟社会的关系,还要考虑基本理论的发展、基本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哪怕是一年我们出三两件事情,我们都会感觉到我们这个研究所的重要性。再有一点思考体会就是要经常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因为我们的研究所着重应用,离不开社会语言生活,离不开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各种群体对语言文字的应用、使用情况和问题。同时要加强社会语言的监测与调查研究,对社会语言进行分析,做到心中有数。哪怕是提供给领导参考,也要有依据。如海峡两岸的调查,获得的数据和结论就很重要,这就属于社会语言生活。我一直参加绿皮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编辑,在确定选题和文稿上都离不开社会语言生活中的状况和问题。这个本来是语用所多承担一点,在这方面多发挥一些作用,但事实上监测调查研究都是语信司、语用司组织各高校在做,设立了不少基地,至少有十几个基地,我们自己还没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语言生活调查研究的基本基地。这样的话,我们对社会语言的使用,应用语言学和相关的法律、政策及一些知识,对社会的普及,我们也应该承担一些调查研究的任务。要了解社会生活,提出对社会生活有用的知识,进行普及,这是语用所有用武之地的地方。要能为国家语委、教育部、国务院制定政策提供有用的数据。如果找语用所要材料,我们拿不出来,那就有点欠缺了。语用所至少要搞一些基本的东西,影响全局的东西。如语言生活普通话使用状况的补充调查,那个就很有用。虽然只是三省区,但能推出现在普通话的变化和发展、语言使用的变化与发展,这是带有全局性的成果。

最后,我想提几点具体建议。一是要继续举办或创办语言应用学术讲座和学术论坛,有些论坛是过去没搞过的,要新创办的。这可以发挥所里成员的积极性。有了这个任务之后,大家就要思考、研究一些问题。这能促进所的学术发展,扩大所的影响。如果办得成功、比较成熟了,我们还可以吸收所外的人员参与。二是要编辑出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把我们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学术讲座、论坛、学术会议的成果,经过加工、深化、提高后,编辑出版成书,成为系列的语用所研究从书。三是想办法建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发展基金。现在办事情,没有经济的支撑很难做,光依靠少数人的热情是不够的,因此要想办法建立这样一个基金。哪怕是弄个百十来万先做基础也行,可以考虑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商,或和其他与语言文字应用有关的企业合作,得到他们的支持。假如我们有500万做基础的话,我看这个基金就可以办起来了,然后再逐步扩展,这是开放性的。谁有热情,谁有积极性,谁就可以投入,做出贡献。所里有好的成果,就资助出版发表;外面好的成果,征得同意后,基金也可以资助发表。像商务印书馆的青年基金和另外一个基金就很好,出的书都很有水平。四是要想办法建立普通话培训基地,包括和语言文字有关的人才和干部的培训基地。甚至包括语言文字工作队伍的干部,这应该是属于语用司那边的事,但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和这个基地结合在一起。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基本的活动范围、活动地盘、活动条件,哪怕有三两个专职人员来管理、支撑,需要开会、需要办班,马上就能动起来。现在我们的普通话培训、干部培训计划性还有所不够,应该有长期的普通话培训、干部培训,或者语言文字工作干部培训,或者对语言学研究有兴趣、有条件的人才的培训。五是要继续办好并加强《语言文字应用》杂志,这是我所的招牌,是对外发展、扩大的一个窗口。现在我们这还是核心刊物,人家评职称、提职务等都还是要看在应用杂志上有没有发表文章。杂志也是几经风雨,维持起来很困难。现在人员太少了,所以现在有新生力量来很好。有时我主动问他们是否还需要我来帮一把,我很同情,太难了。特别是语用所一度发生危机的时候,杂志又不能停,靳光瑾和叶青很累,好可怜,但总算是咬牙顶下来了,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杂志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最后一点,建议要研究建立语言文字应用信息资料库。语用所应该有这样一个资料库,包括国内、国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还有重要的信息,包括人才状况、他们研究的动向,我们随时要捕捉,随时入库,资料信息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充实,不断地发展。这个可以和计算语言学研究室、和网站结合在一起。可以对外开放,考虑是否可以有偿或无偿,考虑到我们经济实力和力量不够的话,可以有偿地对社会开放服务。涉及的信息可以在这里查询。一定要有最新的信息和资料,我们的网站现在有些信息就比较旧了,更新和补充还是不够,想查个最新的信息查不到。建立这个资料库就要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平台,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所的基础工程。研究课题的确定、研究的重点,就要参照整个信息平台里面的资料和数据,这样研究题目是最新的,研究所用的资料是最新的、最可靠的,那么,我们研究所的研究就活起来了。

  2016 年第 1 期 总第 35 期(双月刊) 主 编:于根元 编辑部邮箱:yuyanshenghuo@163.com
  2016 年 1 月 10 日出刊 副主编:刘艳春  
  指 导: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主 办:商务印书馆 北京开放大学 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 北京市民终身学习远程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