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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的点点滴滴
曹先擢

我是1986年来到语用所的,原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书,我喜欢教书,组织上让我来这里,那我就服从调动。来了之后可以说是从头学起,和我之前的教学工作有一定的联系,但不一样。我之前是在课堂上讲课,有人说:“你来这里吃亏了,在北大多好啊。”我自己想想也不觉得吃亏,都是为党、为国家做些事,在这里也可以。

我刚来的时候是秘书长。那时正碰上废止《二简》,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我刚来也不熟悉,就是按照领导的指示认认真真去办,乔木同志说:“这个工作你们要认真地做,不要第一次亮相就把裤子掉下来,那太寒碜了,所以不能有错。”我就记住了这句话:“不能有错。”废止《二简》时我住在北大,连节假日都用上了,认真的看了很多遍。做教师工作,只要把课备好,到时间去上课,其他时间自己支配,而现在做行政工作,情况变了,需要习惯一段时间。当时胡启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提议说:“把《二简》废止了,那群众凭什么用字呢?”所以我们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发表后,乔木同志说:“对简化的问题我们以后不能就万事大吉了,一点不简化了,要让群众消化以后,觉得还需要,我们再简化,不能在没有准备的条件下简化很多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偏旁类推的问题,当时也类推了,但是用的时候,往往就推得管不住了。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彠(yuè),武则天自造了19个她认为的字,她觉得自己的权力大,造19个字是可以的,结果帝王权力再大也不行,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个字,就是“曌”(zhào)。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文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对汉字要有一种敬畏感,要尊重我们的祖先,尊重历史,也要尊重未来,不是说一点不动,但要采取慎重的态度。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电脑的出现。上世纪末电脑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电脑能不能用到汉字上是一个大问题,后来科学家也用上了,但是点阵的密度比较小,“能量”的“量”本来是九横,但在电脑上却只能显示七横,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都可以做到了。当时有一个日本学者访问我,我接待了,我说:“我们这个电脑能用是很好,但是对复杂的字还没法处理。”他说:“曹先生你这个说法还不是很全面,人是能动的,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果然解决了。现在伴随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认为用字在一定范围里好,字多了,大家不认识怎么办,后来技术在发展,字越用越多,就涉及到人权了。群众有权利起人名,身份证上要用,如果说没有这个字,那也很难办。汉字运用的面也越来越广,香港、台湾,他们要用繁体字,我们要尊重他们;日本、韩国他们也用汉字,但是他们的汉字形体跟我们的不太一样,如我们的“映”韩国写成“暎”。“拿”还有一种写法是上面是一个“如”下面是个“手”。《说文》里这两个字都有,韩国都在用,第一个“拿”是拿过来,第二个是推过去的意思。至于二者的区别,那就是理论上的事情了,用赵元任的话说:“汉字再复杂,它无非是记录语言的,语言是一个流,是一个线性的,汉字把语言的某一词素、词切分出来,它还要能回到语言中去,去使用。”像“囍”,它不能用来组词造句,只是一个特定的符号,无法回到语流中去。过去有人提倡复字词,如“圕”,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图/书/馆”三字还可以分别用在别的地方,具有能产性,还可以用在“图书”“意图”等中,“图书馆”没有能产性。

在举办奥运会时,我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说:“运动员入场时就没有再用拉丁字母排,而是按照汉字排的,效果也很好。”拉丁文字又叫罗马文字,它是西方文明的一朵奇葩。我们的汉字,代表东方的文明,也是一朵奇葩。唐德刚曾说胡适说过:“没有一国文字像中国的文字一样,隔了多少代还能看懂。”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现在的儿童读起来朗朗上口,读了以后就能读懂了。我们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就吸取了罗马、拉丁化的一些优点,吕先生说《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这个方案是根据北京话来制定的,学这个就相当于帮助你学北京话了,现在传媒多了,学习北京话方便了,但过去只有广播,电视还不普及,都要通过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就需要字典,《新华字典》应运而生,一下子结合了,这个不得了,因为在旧社会中国是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受列强欺负的。解放后除了台湾没解放全国都解放了,老百姓一下子能学文化了,就像核分裂一样,农民掌握了文化,就成了有文化的农民。

我到语委之后,自视水平不高,所以我不写关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方面的文章,只写自己熟悉的文章,写了一些豆腐块文章。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好几个规范标准,应该把它们研究透,比如:普通话异读审音、汉字简化,包括数字用法,每一个都是一个课题,从头到尾知道它们怎么来的、怎么用的、怎么变的,甚至包括标点符号,我们应该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摸清楚。我想我能做什么事呢?我的老师是王力,他对文改是很支持的,1986年开了汉语规范化会后,北大带头讲汉语规范化,王力主讲,语法是周祖谟,语音是林焘,这个时候我们学生就知道应该重视语言规范化。后来,王力主持修订《普通话审音表》,从1982年开始,他当时82岁,请他来主持修订,花了三年修订出来,86年他就去世了,所以说王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语言文字事业。我深受教育。

我在所里,除了行政方面做一些事情,那时候有一个“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活动,黑龙江的拜泉做得不错,我也去看了,那时候,王均先生、周有光先生、吕叔湘先生、王力先生都很支持,支持孩子学拼音识汉字。我们跟北京语委合作在电视台讲汉字应用,实际上是规范字,他们是地方语委,我们跟他们合作。新词新语也很重要,于根元先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些新词新语转瞬即逝,没有生命力,有一些会稳定下来变成常用的词。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什么变化,他搞了一个课题,而且每年都有一个编年本,这个很好,这个别人没有搞过。

我自己在研究所带了一个研究生李青梅,现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专业是词典编纂专业,我觉得搞词典,文字、音韵、训诂都得掌握,基础得打牢,所以我送她一本书《说文解字注》,让她每天看、每天写小篆,这个事情没有巧办法,只能慢慢积累,我让她去北大听唐作藩的音韵学、符淮青的词汇学。我认为读研究生最关键的是要写好论文,因为论文是一种学术活动,就相当于你在学术上发言了,发言了在社会上有没有影响,就看你的水平了。当然导师很重要,要有一个好的题目,导师好好地指导,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自己用功。她写的《国语词典》方面的论文,我作为导师也认认真真地看书,她也很努力,后来写成的论文在《语言文字应用》发表了,被香港《语文建设通讯》转载。香港的《语文建设通讯》可以传到台湾去,那时候我们跟台湾也有接触,他们也来,但是来了就抬杠。他们说汉字简化是一种错误,把汉字搞得面目全非,对不起老祖先。我就说你们先别骂,简化使我们孩子认字快一点,你们也反对吗?慢慢谈,先不发火。这个文章通过香港转载以后,台湾也看到了,实际上给台湾传递一个信息,对他们的字音大陆也在研究,不是一概否认。他们的字音是怎么来的呢,是20世纪30年代《国语常用字汇》的字音。我在北大也带有研究生,那里的题目主要是教学范围里的。语用所研究更具有社会性,李青梅文章写得不错。两岸交流开展以后,她的研究显示了前瞻性,算是走在前面的。

我在北大的研究主要结合教学,研究《诗经》的叠字,研究词义的引申,研究词义的古今变化等。到语用所后我就结合工作研究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这个里面包含很多的问题。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来龙去脉要搞清楚,审音的对象、审音的标准要弄清楚,过去规定审音的对象是词,审音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两个看似都对,其实是行不通的。审音对象以词为单位这个有问题,我们现在叫普通话异读词,实际上审的是汉字,所以,高名凯先生说是字的问题。如“危险”的“危”是读wéi还是读wēi,按反切来说应该是读阳平,它是个“匣”母字,“匣”母字到平声就要读阳平,可是北京话都读了阴平。所以,审音的对象必须是一个字,这个字有的时候是词,有的时候是词素,复杂得很。还有文白异读,各种方言里都有文白异读,因为北京话是标准音,文白取舍都关乎规范。文读?白读?如果都采取文读,那就太文雅了,如“柏”文读bó,白读读bǎi,如“大柏地”等,“柏(bó)”和“柏(bǎi)”,只有在文雅的地方读bó,其他地方读bǎi。这些研究起来挺费劲的。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如“车轴”的“轴(zhóu)”,“轴(zhóu)”是个白读,“轴”文读是“zhú”。“轴心国”中的“轴”读zhú。这有两个音了,另外说唱戏的“压大轴”中是“zhòu”,是又一个读法,这是北京的土音。所以,后来对于审音我悟出来:要审的就是要推行的,不审的就是不推行的,拿不准的就不要动,让读者自己去掌握。这里头我花力气写了一个《谈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这个小册子五万字,但我花了十年时间。人家说十年磨一剑,我这磨出来的虽然不是一个精品,但也花了十年,不能说没有错,但是大致上没有错。

我是想语委发布的各种标准最好能有一个人把它从头到尾地熟悉起来,这个人也会老的,但中间可以再找个年轻人代代接下来,这样一旦有人问起汉字简化是怎么回事,有人站出来能从开始一直讲下来。比如说《二简》是废止了,但是,既是历史上的一个存在,就得有人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二简》现在能到哪里去找?如果按科学的态度说,应该存在,哪里能找到呢?就我所知,可以看北京大学物理教授王竹溪的《新部首大字典》。王竹溪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听唐兰的课,搞起了《说文》研究,他把《说文》都看遍了,然后编字典,编到他身体不好了,住院了也病危了,词典还没有编出来。那时候北大也急了,想把王先生的书赶紧编出来,我和北大出版社一位王同志一道去上海筹款,40万,在当时难以筹到,无功而返,到王先生去世时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后来他的学生,在上海都是物理学界的,决心要把老师的书弄出来,不要钱,完全是白干,都是手誊写的。后来书出来,那时候周培源先生还健在,在王府井有个首发式,我去了,社科院的马洪也去了,给予王竹溪很高的荣誉。

我就说说那个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我就选那个题目,子题目很多,比如:异读发声的声母,声母异读送气不送气的d/t/b/p,容易转化,浊音字北京话没有了,浊音的平声字一般读阳平,如“石头”的“石”规定读阳平。这里面有一些规律,要把它们一个一个列出来,找到里面一些规律,告诉别人掌握异读的时候注意送气不送气。声母说了,韵母主要是文白异读问题,文读它是一个音素,白读是两个,如“薄(bó)”是白读,“待人不薄(báo)”是口语,“厚此薄(bó)彼”是文言,进入文言就得文读,这里面很麻烦,如“凿(záo)东西”是白读,但是“确凿(zuó)”不能说“确凿(záo)”,“言之凿凿(zuó)”不能“言之凿凿(záo)”,但是后来都统读为záo,“确凿(záo)”、“言之凿凿(záo)”,不容易掌握。语言很麻烦,但有时候真需要敢突破,那时候最受人病垢的就是“一会儿”北京话要说yì huǐ r不能说yī huì r。又如“躺会儿(huǐ r)”不能说“躺会(huì r)”,董卿在一次主持中说:“后边的游行队伍一会(yī huì)就来了。”也行。很严肃的场合放个北京话,人家听不懂,应该读一会(yī huì)。

我是1991~1993年做语用所的所长,我也没做多少事情,但是自问也算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因为北大的传统是老实做学问、老实做人,自欺欺人是不行的,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最后,我希望这些标准有人管起来,有专人从事,现在就开始积累,再过二十年我们再来相会,看大家搞得怎么样。我们要使语用所这棵树永远是常青的,希望语用所兴旺发达。兴旺发达在人,一个大学、一个研究所要有人才行,语用所建所时力量很强,像陈原、陈章太、龚千炎等,都是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的。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见到香港的饶宗颐,他说:“《说文》是个宝书,我每天都看。”他的话“于吾心有戚戚焉”。我听他的话,几乎每天翻《说文》,我生活得不寂寞,我有书看,我有事做。我现在抱的心态就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我把它看成是我自己生命的需要。

  2016 年第 1 期 总第 35 期(双月刊) 主 编:于根元 编辑部邮箱:yuyanshenghuo@163.com
  2016 年 1 月 10 日出刊 副主编:刘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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