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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余忆旧
佟乐泉

我是1986年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到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的。我来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时候语用所正处于转型时期,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到隶属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当时刚刚开过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不久,将语用所的任务明确为,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服务,因此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我觉得当时语用所的人员虽然不多,但是心气很高,大家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为语言文字工作。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语用所退休也已经很久了,今天我就跟各位聊聊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这是语用所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语用所经过调查研究,为全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奠定基础,并使我们所的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起步点的一项规模庞大的工作。这项工作起源于上个世纪末,大概是1997年初的时候,由陈章太先生提议,由时任国家语委主任的许嘉璐先生向国务院申请,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批准,联合多个部委共同进行的一项工作。它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展开认真的、基础性的调查,摸清家底,了解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经过这么多年,推广普通话的情况如何?推行规范汉字的情况如何?汉语拼音的使用情况如何?这项工作得到总理办公会议的批准之后,由国家语委具体实施。于是国家语委就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国家语委主任许嘉璐先生、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朱新均先生和其他几位共同组成。之后又在这个领导小组之下成立了一个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设在语用所,由我来主持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件事情我压力很大,因为它是一件很重要的国家任务,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做了积极的准备,光是筹备工作就进行了近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中,国家的十一个部委,包括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民委、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联名发布通知,进行全国范围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与此同时,我们的调查办公室又就全国的七个点进行了试调查,分布在城市、农村、南方、北方、山区、边远地区。通过试调查,确定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方案和具体的调查问卷。在此过程中,除了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用所的成员,如社会语言学室、语言教学室和计算语言学室的十来位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同志们也参与进来并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个方案的确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磨合,期间也有许多争论,最后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和领导小组的批准,确定调查方案,并在全国各个地方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中,调查办的工作人员分布到各个地方去,各地的积极性也很高,地方语委的同志都非常积极地支持这件事情,许多省以省的名义、以省政府的名义发布了通知,在省里推行这项工作。这项工作进行的时间很长,但是这项工作的统计和整理时间更长。大家就如何整理调查结果,从什么角度以何种方法进行处理分析做了很长时间的科学论证。我们为此还请教了许多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冯士雍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其他几个地方的专家,进行反复论证,最后冯士雍先生把大家共同的意见综合成一个统计方案,做出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统计方案。这项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其中被经常引用的就是这个统计的结果,即2006年公布的,到2000年,全国能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是53.06%。这个结果说明全国有一半多一点的人能够使用普通话与人进行交谈。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一经公布就得到了各地语言工作者和语委工作者的认同。大家觉得这个数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的。因为全国如此广大的地区、广大的农村、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最后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数据,不但反映了语言文字生活的现状,而且也凝聚着语言文字工作者不懈的努力和追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同样有一个数字:从小就说普通话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3%,而全国现在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是53%,两者差40%,也就是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是在长大以后学习的普通话,这应该说是全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看出城乡是存在很大差别的,性别、职业、年龄也存在很大差别,通过这些例子,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凡是社会比较发达,大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时候,我们普通话推广的成绩就会比较好,相反的情况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阻碍,这从年龄层次上可以看出来。从城乡和性别上可见我们应该更加大力地朝着农村、朝着不分性别的人群努力发展普通话的推广工作。类似这样的结果还有很多,我们得出了很详细的数据,虽然这个结果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完美,因为我们耗费了如此长的时间、如此大的精力、如此多的人力,最后统计的结果只能够反映一个总体的面貌。但是唯其如此,我想它的好处是使我们对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有了一个总体的看法,同时这个看法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后来咱们语用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室和其他研究室又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得到了一些更加完备、精确的新结果。比如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所不能比拟的。这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普通话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些数据为我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与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因此,尽管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缺点,这是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应当借鉴的,但是作为第一次首创性的尝试,作为国家语委直接领导,主要由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实施的一项比较有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也离不开我们国家语委和教育部的领导,以及各单位同志们的大力支持。

我记得咱们开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启动会议的时候,时任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的吕福源同志到场做了明确的指示和热情的讲话,号召大家认真地把这件事做好。当时的许嘉璐主任也在会上特别指出,这件工作是第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做,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摸清我们的家底。朱新均同志作为主持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在会上作了一个全面的报告,对于语言文字调查应该怎么做,应该如何动员各方面,如何保持科学、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都做了很明确的指示,这些都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在我看来,语用所当时所做的这项工作是比较重大的、符合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并且对语言文字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基础作用的一件事情,我为自己能够参加这件事情感到很自豪。这件事情做到最后是以公布了中国语言文字使用调查的基本数据作为结题,结题会议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许嘉璐先生当时已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了,他也特别抽出时间到会讲话,教育部各方面也对这项工作给予肯定。

很多年后,在李卫红主任主持制定语言文字工作规划的时候,她觉得这件事情也应该听听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基础如何,因此我和肖航两位又到会向李卫红主任做了汇报,得到了李卫红主任的肯定,对规划的工作也起了一些辅助、参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参加这项工作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并且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家一起把这件事做好,在工作当中齐心协力克服了很多困难,有许多同志在进行过程当中有各方面的事情,也有进进出出,但是后来由于大家共同的努力,这件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我对于在自己退休之前和同仁们一道做了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感到非常欣慰。

我要说的第二个事情是我个人的事情。因为我是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过来,我所做的事是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工作,说得具体一点就是在语言教学当中的一些心理语言学问题。心理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不同的国家对它的定义有所不同,中国把它定义为在我们的语言教学当中应当运用怎样的儿童心理发展规律来进行恰当的教学,使得孩子们能够学得更好,学得更快。在我来到国家语委语用所之前,我在心理研究所就听到国家语委组织的关于“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改革的介绍,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它是从我们国家很偏远的地区,黑龙江省最北端的讷河、拜泉这两个县城里发源的一种教学办法。我们都知道小孩子上学之后首先要识字,然后读书,不认字是没法读书的,但是拜泉的办法是把汉语拼音这样一个识字的拐棍引入语文教学当中,作为语文教学中的一个读写工具。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有些字不认识,那么就读汉语拼音,如果你想写一句话但是有些字不会写,那就用汉语拼音代替,这样句子就可以连上去了,读书就连贯了,写文章就不会受到阻隔了。我们一般要在小学一年级学习汉语拼音,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把汉语拼音学会后就把其当作一种读写工具,然后继续识字和读书,而这两个地方则将汉语拼音的学习时间增加为两个月,这样就把汉语拼音学得比较熟练。熟练到什么程度呢?按照他们的话,学到可以直呼。所谓直呼,比如说“窗(chuāng)”,学生就不必再看声母“ch”,韵母“uang”,然后再连读“chuāng”,而是一看到汉语拼音“chuāng”,一下子就能够读出“窗”来,这就叫直呼。这种教学方法尝试通过比平常多一倍的学习时间,即大概两个月学会直呼。学会直呼的好处是,当孩子还不识字时就可以借助汉语拼音来读书了。他读的是汉语拼音和汉字的双行文章,不认识汉字就读上面的拼音,读着读着,经常出现的字词就在读拼音时越来越熟悉,而渐渐达到认识的程度。自然而然就把这些字读熟学会了。一旦学会了,学生就开始去读汉字写成的文章了。这个办法讷河和拜泉实验成功之后便被报到了黑龙江语委,黑龙江语委当时有一位做研究工作的李楠先生,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就和几位先生一起在黑龙江推广。后来推广成功,效果不错,他们就去其他几个地方做,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很受欢迎。于是,他们便向国家语委的领导进行了汇报,正好这个时候我到了国家语委,语用所知道我在心理研究所做过一些语言教学研究工作,就让我去参加他们的汇报。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叶籁士先生、倪海曙先生和陈章太先生,他们都对这项实验表示支持。我听了之后也感到很有意思。因为它首先扩大了我们国家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价值,使得它从一个注音的工具变为了一种学习语文的手段;其次这项尝试可以改变识字教学的进程和办法。我对此感到很有兴趣,有一次便在会上发言讲这件事,大家听了之后也感到有道理,就提出让我领导一个课题组来做这项研究,所以我来到语用所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这样一个教学改革的研究。

这个教学改革不是语委或者我个人发明的,而是黑龙江省总结出来的,我们是帮助他们一起进行研究总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和我的同事张一清先生和其他几位深入到教学的第一线去观摩他们的实际情况。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做了一些相对比较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好的想法。这种方法的效果很明显,大家都知道在一般的语文教学中,一二年级主要是识字和读很短的课文,到了二年级末和三年级初才能够开始写句子和短文。而使用这种教学方法后,确实有很多孩子在一年级就可以写一两句话,甚至可以写小文章了。他们遇到不会的字就用汉语拼音,因为他们对汉语拼音掌握得很熟练了,读写都非常的快捷。我去听课的时候拿着他们的课本,孩子们读得非常流利,我都得提前看一遍拼音才能够跟得上。由此可见,将汉语拼音作为识字起始阶段的一个工具应该说还是很成功的。

这件事情引起了国家语委和语文教学界许多权威先生的重视,所以当国家语委在黑龙江省召开第一届“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学界大家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叶籁士先生、倪海曙先生、陈章太先生,以及曾世英先生等都亲自坐车到哈尔滨,坐船到佳木斯,不辞劳苦支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工作,当时王先生、吕先生都已是高龄了。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先生也亲自到清华附小听注音识字的课,副部长柳斌先生也到各个地方去听课指导,并且给予很热情的帮助与支持。这么多教育界的领导和权威都在支持这件事,因此我想这件事一定有它科学的道理,从而就更加深入地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在佳木斯开会的时候,几位先生都讲了话,鼓励这件事情。散会后我就和张一清先生一起在黑龙江、湖南、北京、广东等很多地方做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调查和研究。简单地说,这些调查和研究使我们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机理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说得通俗一点,现在的小孩子在六岁左右入学,他们的思维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和大人共同对话,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完整地、流利地告诉大人的程度,即他们的思维已经达到了可以表达他们意愿的程度。可是他们上学之后由于还不认识字,因此不能读书,要先识字。可是即使要读比较浅近的文章,大概也需要认识千把字,而这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大致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因此,孩子们虽然在入学的时候思维已经达到了可以和大人交流他们意愿和所思所想的程度,可是由于他们不能够认识足够多的字,因此他们读的书必须是非常浅近的、简单的、他们早已经熟悉的内容。而他们的思维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书的水平,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孩子们口头语言的表达水平和书面语的学习与表达水平相互脱节,现在看的书远远地低于他们的思维水平。因此他们读书就没有兴趣,虽然老师非常认真与热情地在课堂上讲解“开学了”“秋天来了”是什么意思,但是对孩子们来说他们并没有兴趣,因为这些事他们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以至于像大家都熟知的“乌鸦喝水”“小猫钓鱼”“小马过河”等等,孩子们幼儿园的时候甚至就已经可以讲给老师和家长听了,可是现在他们却要到二年级、甚至三年级才读这样的文章,从而语文教学就不会引起儿童的兴趣。感觉阅读没有意思;就会对语文教学失去兴趣,这样一来就会挫伤儿童追求更高目标的语文教学的积极性。因此,事实上“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这件事说起来是语文识字教学本身的一个教学改革,其实它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激发儿童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从而树立一个利用口头和书面文字来了解和丰富自己思维和见识的一件事情。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引起了各方面的一些重视。后来在教育部举办的一个关于识字教学的研讨会上,我们作了一个发言,使得“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这一教学方法成为我国语文教学改革识字教学方法的成果之一。它的好处是可以激发儿童探索的动力和思维。过去的语文识字教学改革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个是从字形入手,也就是集中识字,利用汉字形声字的规律,一个基本字带上不同的偏旁念不同的字;还有从字义入手,比如“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即学一句话,这句话中有某些字是在这句话中讲的,它离不开这个句子,这个字的意思是在这个句子里体会的。这是从形和义两个方面入手所做的改革,而注音识字又从字音的方面增加了一个教学方法,丰富了语文教学改革和语文识字教学方法的武库。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做了一点修正,比如“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过去提出“先读书、后识字”,我们经过研究发现这个口号有所偏颇,可以改为“边读书、边识字”,并对“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这件事做了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阐释。

我之所以特别提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国家语委、语用所直接介入语文教学的阵地、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方法所做的科学评价和贡献之一。因此它引起了当时教育部的柳斌副部长、何东昌部长,基础教育司的陈德珍司长等的重视,在他们的报告和讲话里都对这件事情做了肯定。我想这件事情也是语用所语言教学研究室做的一件比较有贡献的工作。语言教学研究室后来也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许多事,现在改名为普通话和语言教学研究室,把我们的职责扩大了。当然这件事是做在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之前的,后来由于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工作的任务比较重,所以大家就全力投入到这方面去了。即便是这样,从我个人来讲也还没有离开对语言教学方面的关心和爱好,在此之后又做了许多这方面的事。特别是后来我在语用所在职的时候,就受邀参加了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语文教学组的工作,长达十五年时间。这个审查工作是以教育部的名义,请一个专家组对于各个方面按照教学标准和大纲编写的教材进行审查。到现在为止,我们一共审查了十二套教材,也就是说,使得全国有十二套教材可以批准应用。这十二套教材各具特色,把语文教学改革的成果,把各个地方语文教学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以及各个地方非常有特色的风土人情融入教学当中。我觉得这既使得全国的语文教学拥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具有多种选择,又符合了教育部所说的“一纲多本”,即制定的大纲和课程标准是一个,大家遵循这个大纲来编写教材时可以发挥各自的特长,具备各自的风格。只要符合标准都批准其在全国实行,打破了教育部语文教材的一统天下,有助于大家互相切磋、共同交流,使得我们国家语文教学得以发展。这项工作我一直到退休之后还在做,今年也去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语文教学、教材的工作等等,尽我的所能发挥一点余热。

  2016 年第 1 期 总第 35 期(双月刊) 主 编:于根元 编辑部邮箱:yuyanshenghuo@163.com
  2016 年 1 月 10 日出刊 副主编:刘艳春  
  指 导: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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