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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回忆
李行健

语用所一晃就是三十年了。我是在语用所筹备的时候调到北京来的。1983年国务院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要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需要中年骨干,特批了三个外调名额,我就被调来了。成立时研究所归属中国社科院,跟现在的语言研究所是兄弟所,它们分工一个是研究语言本体,一个是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的。

(一)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究所呢,国务院文件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研究所要专门给国家语委(当时还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提供理论的依据,研究语言现实应用中的一些问题。这个任务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出台要有理论的研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政策立于不败之地,更具有可操作性。所以这也是我们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一项光荣的任务。1983年,当时语用所正筹备成立,领导指定陈章太同志来负责筹办。本来中央也是要任命他做研究所的所长的,他很谦虚,坚决不做,说请一位老同志来做,现在看来对工作是不利的。当时国务院的文件提到要外调中年骨干,规定在五十岁以下,有高级职称,有科研水平。当时陈章太同志找我谈,希望我到北京来,做研究所的事情。可是我当时在天津已经习惯了,不太想动。章太同志说,吕老(吕叔湘先生)也希望你来研究所参加工作。当时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去。但是我内心想他们不见得调得成,一是天津市不愿意放,第二是我有房子问题,我家里五口人,五个户口问题,我想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当时要调人的话这是大问题。陈章太同志就说,这事你别管,我先同你商量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咱们就办这件事。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就说,那我就去吧。很快人事处长袁淑拿着商调函就来到天津,几经周折,我家五口人的户口解决了,房子也解决了。因为有国务院的文件,这方面政策就开了绿灯。我还记得到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还说不是要限制北京人口吗,怎么你们家一下子就来了五个人啊,我说我也不知道。这都是笑话。

来的时候,由于研究所还没有成立,吕叔湘先生当时是我们语委的负责人之一,也是语文出版社的社长。吕先生希望我到出版社去工作。他说出版社没人,他是光杆司令,工作运转比较困难。但我还是坚持在语用所工作,我说我调来的时候就是为了做研究工作,如果到出版社工作,我就不一定到北京来,因为我喜欢教书搞研究。但是吕先生说这件事情他已经和党组商量好了。党组领导找我谈我仍表示了拒绝。后来吕先生找我谈,因为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1958年我工作后也同先生常有联系,所以我就没好意思拒绝。我就说那我去干三年吧,我还兼职在语用所干。所以当时来到北京之后我就先去了语文出版社,等着语用所成立。语用所成立的时候,我是语言应用研究室的主任,转年就招收研究生,立足于自己培养研究队伍,自己培养需要的人才。当年招了18名,从专业来看都是我们研究所今后发展方向所需要的。像盲聋哑语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当时哪个地方也不招啊,但是这是语委要研究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招收了这方面的研究生。当然语言文字应用是重点,我和龚千炎同志共招了三名。研究生集中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培养。培养出来的人呢,最后你们也看到了,真正从事专业工作的所剩无几了。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语用所成立国家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就希望它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为制定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为国家语文规范标准的建立、为整个语言文字工作做应用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这个任务是很艰巨、很重大的。我们研究所要紧紧地按照国务院建所的精神,把研究所办好。

(二)我在研究所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来就是奔着研究所来的,所以我对研究所还是有感情的,我始终希望研究所越办越好。研究所创办的时候,当然首先要有行政人员做组织、后勤工作的保障,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着眼于物色更多的研究人才,因为作为研究所,就是要搞研究啊。你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一般的事业单位,更不是企业单位。你是研究机构,研究机构你就得搞研究,并要拿出有影响的、重要的成果来,这样才符合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我相信研究所在这方面今后会有所作为,做得更好,一代应该更比一代强。我们那时候,语言应用研究室除了我之外,还有老龚(龚千炎先生),他是有名的研究语法的学者,还从北京大学语言专业分配来两个优秀学生在我们研究室。当时开始成立的时候,领导很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搞研究。研究所开始成立的时候风气很好,很重视科研,真正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办,这个跟领导和机制有关系。到底把研究所办成一个什么机构,它放在社科院的时候,它就把你办成一个研究的机构,后来为了工作的方便,就把它划归国家语委直接管了。国家语委管也好,更直接。但也要看你怎么管,你如果把语用所当成一个办事的机构,我有什么事你给我干这个、干那个,就失去了国务院办语用所的意义了。研究所自身要自强。另外一个就是从领导角度来说,应该把语用所当成研究所来办,当成研究所来管理,要根据研究工作的特点来管理它。当时是很重视研究的。

刚才说过本来中央任命要叫陈章太先生做研究所所长,但是章太觉得最好再找些老同志由他们来做。当时也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事章太和我商量过),就是请老同志在第一线,有些行政上或者社会上的事情他们可以多做一些,我们中青年的同志就可以多做一些研究的事情,少把精力花到那上面去。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结果。大家都清楚,后来研究所搞成什么样,或者语委搞成什么样,这都是后话了。但是当初研究所大家心气很高,并且想在研究上做一些事情。比如我们第一次到国际上去开会,我们研究所一下就去了五个人,都带着论文去的。外面的语言学家不知道这么个研究所,还说你们一下来五个人,还都带着论文来参加,并都在会上发言,他们感到很惊讶。你想五个人去美国那是要花外汇呀,得花不少钱呢,领导是下了很大决心,这种学术会议我们尽量去参加学习。我们去的是龚千炎、陈建民、刘连元、李乐毅,由我带队,这是1986年的事。

(三)另外一件令我很难忘的事情是评职称,这是现在也很难顺利解决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以前,为这个事情往往引出很多矛盾。但是在我们研究所,评职称那种气氛至今使我都很难忘。当时我也是评职称学术委员会的评委,社科院给我们研究所两个正高名额。我们新成立的所人少,给我们名额就少。鉴于在社科院或者别的单位评职称发生过很多矛盾,所以社科院很重视这件事。我们当时归社科院管,社科院科研局的局长还有人事局的副局长两位领导亲自参加我们所的会,就是怕我们出什么问题。当时要求凡是调到研究所有副高职称的、年满五年的都得申报。领导说申报并不是都要给你们评,因为只给了两个名额,报材料就是看看你们这五年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同时也看看你们水平到底怎么样,社科院是这么一个要求。当时我们研究所还没有一个正研究员,所以给我们两个名额大家就一致认为应该给两位所长。一位是陈原,他是一位老同志。你别看平时在出版界编审都是他们在评,但是他本人却没有正高职称,没有正式参评过教授、编审或研究员。陈章太先生是从社科院语言所调来的,他调来的时候是副研究员。其他的人呢,我和龚千炎等也都是副教授。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只有两个名额,那我们申报什么呢,我们根本就不用报,我们也不想报,我们就认为这两个名额只有给我们两位所长是最合适的。我作为评委先说了几句,我说我这次申报是因为院里要求报,不是真要申报,因为名额有限。当时的其他评委特别是社科院来的领导就说,你不用管这个事,既然报了我们就要评,评你的时候你还要回避。我就没再说别的。后来上午评到大概十点半的时候就只等投票了,因为我们就那么几个人,评完之后社科院的领导就宣布休会半小时再投票。当时我还很奇怪,怎么休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半小时后开会,社科院的科研局局长宣布,经请示院里给你们研究所再增加一个正高名额,也就是三个名额。为什么给你们增加一个名额呢?两个原因,一个是看你们报的那些副研究员水平都不错,都挺好的;第二个原因,你们研究所的风气好,在会上大家都说人家好,没有人说自己好说人家不好,特别还提到我的表态。你们这种风气值得提倡,所以经请示院领导,从院长的机动名额里给你们增加一个名额。这时我建议增加龚千炎同志最合适。为什么增加龚千炎呢,千炎比我大两岁,比我早毕业两年,所以我说我的机会下次不是还有吗,这次名额应该给老龚最合理。有评委说你别管了,各人投各人的票。投票的结果把我投上了,我有点意外。为什么意外呢?这和我的评职称历史有关系,我评讲师是在天津的一所大学里,我是稀里糊涂的,也没有评,领导一个文件就宣布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往后就从来没有再评过职称。后来评职称就很难了,因为积压了很多人,经过很艰难曲折的一个过程给我评了副教授,要说过程可以写本小册子。我归纳的就是,我评讲师是稀里糊涂的,评副教授是经过各种曲折争斗的,评研究员是大家谦让让出来的。我想我们在会上如果去争的话,社科院肯定不会给我们增加名额。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研究所的风气是很正的。因为评职称在知识分子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都采取一种客观的谦让的态度,没有去为自己争,也没有去贬低人家,我们从这里可以推及到研究所其他方面的作风和人际关系,大家的积极性和信心都是很足的。

(四)关于科研项目的问题。我在研究所工作虽然时间不长,我和陈章太先生也搞了一个大的项目,就是做普通话基础方言词汇的调查,因为我们要推广普通话。当时吕叔湘先生就提出来,我们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的,那么北方话的词汇差异是很大的,到底它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从来没有摸过,所以这就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大项目来做。搞这个项目时还在社科院,经费是社科基金资助的。全国调查了几十个点,动员了全国四十多位搞方言的专家一起来参加,这个工作由陈章太先生和我来主持。最后出了五大卷、一千多万字的调查研究材料,也得了国家图书奖。现在这个书可能买不着了,好多人还问我要,我也没有。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语用所应该做些基础性的、有重大意义的、为现实服务的项目。你看国家语委是推广普通话的主管机构,那么普通话的标准怎么样,语音方面有一个规范的标准,语法方面也有一个概括的标准,词汇方面的标准不明确,只有一个“基础”的概念,这怎么行呢!所以当时吕先生就极力主张这个项目上马。这种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语言文字工作有比较长远的影响。现在要做就很难了,第一,方言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你调查不了当时那个面貌;第二,再要动员这么多人啊,那是很难的。我们到当地做调查,人家很多都义务配合,现在想这样很难。吕老当时指导开展那个项目是很有远见的,那本书的前言就是吕老写的。他写了一个很长的前言,就是讲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我旧事重提的意思就是,我们研究所应该搞一些重大的科研、对我们语言文字工作有影响的课题,现在我们在做的课题就一定要做好。

我们研究所这个牌子很大、很响亮,我们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人家是很高看我们的。你是中央级的研究所。我们要和牌子相称,从学术水平、科研成果,从我们的影响等各方面都应该达到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老的一些专家已经退了,原来老的专家很多,那是积累了很长的时间。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的老专家,周有光先生算上(周先生也是研究所的研究员),还有倪海曙、徐世荣、杜松寿等等,这些都是在国内某一个领域有名的专家,我们当时具备这样一个条件是不大容易的。当年研究所的经费非常紧张,一年全部经费就是24万块钱,人员的工资、办公用费,还有科研的经费都在里面,和现在的条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研究所有这个声望、有这个地位、有经济上的力量,我们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自己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借外面的力量。现在社会上搞研究的人多了,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从国外回来的海归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人才为我们研究所所用,为我们研究所的项目来服务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里来,吸引来不是把他调过来,调过来又有很多的问题,人家愿不愿意来?你有房子吗?你能给人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那怎么办呢?我们研究所有项目、有经费就行,项目有号召力,就是我请你来,我们一起来搞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在国家立的项,因为从语用所来说我们在国家立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人家觉得参加你研究所合作的项目是国家的项目,就他单位来说、就他本人来说,参加国家的项目是一种光荣。那么从研究所来说,把外面这些力量借来研究出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就是我们研究所的成果,我们研究所不是影响就大了吗?光靠我们自己这些人,我想肯定是不够的,不要说现在不够,以前也不够。我刚才说研究所搞普通话基础词汇调查,搞语言的国情调查,不也是这个路数吗?所以我说思路一定要打开,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可能还不够,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要总结经验,怎么组织社会上的力量,让他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出更多的科研成果。但是回过头来又有一个问题,你要组织社会上的力量,你自己本身总要有人来管理组织吧,总要有熟悉这方面工作的人来做这事吧,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培养人才。就是培养他能够有组织能力、有眼光,能够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能把握、能贯彻研究所的意图,这就行了。

(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希望研究所应该有很好的阵地,才能团结人,也才能够培养人,研究所才会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学术成果才会有社会效益。培养人就是能够把人家的科研成果发表出来,或者是通过一些学术讨论会、研究会什么的相互切磋,受到锻炼,提高学术水平。学术讨论研究会我们现在开得不少,但开一次会到底在学术上获得了什么东西,在哪些问题上有所推动、有所前进,在哪些问题上发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或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方向,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总结得不够。

说到提供阵地的问题,我们研究所有什么阵地呢?比如我们可以办一个网络版的学术论坛,你的文章可以到网络上发,但是网络对人家的吸引力可能不是很大,因为人家可以自己把文章发上网嘛。还有就是我们的刊物,我们的刊物现在受人力的限制,只能每年出四期,那个量是很小的。你像语言研究所它有好几种刊物,北京语言大学的刊物就更多了。我们不是没刊物,是我们以前不大想去办刊物,没有看出报刊的影响力。我的成果在你的刊物上发表,那就会扩大你的影响啊。比如说我有一个项目,我要邀请外面的研究人员来,或者我要组织一次学术讨论会,在刊物上能发表你们的成果,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号召力。你让我来了,最后我就默默无闻地回去了,什么也没有,人家的积极性可能就不会太高。根据中央现在的政策,要再办一个刊物是很难的。按原来的格局《语文建设》应该是研究所办的,因为大家不想办,只好由语文出版社办去了。《语言文字报》是我当年在语文出版社时跑下来的。《语言文字报》大家也不愿意办,有一段时间就把它租给人家,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的报纸就给你拿去办。现在才逐渐认识到它的作用,把它收回来了。但我们现在也不是没有办法,现在中央有关部门限制你再新办刊物,但是他不限制你这刊物一年出多少期,你出什么版我不限制你,实际上给你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比如我们《语言文字应用》一年出四期,但我最多可以出到24期,就是可以出半月刊。半月刊不就可以出24期吗?如果少一点,我可以出12期,12期我还可以分普及版和提高版。提高版就是学术的、理论的。我还可以有普及版,我们语言文字工作不是要普及吗,不是要管语言文字规范吗,语言当中有好多问题啊,所以办普及版大有作为。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么多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办个这方面的专版,把这些研究生都吸引到我这边来,把他们的成果首先都收到我这里来。我就是叫做博士生论文专刊,我一年出他两期。出专刊现在也不限制你。这就是说有很多手段、很多办法把我们的影响扩大,用我们现有阵地更好地吸纳更多的学术成果、更多的人才、更多的学术资源来为我们研究所所用。我们研究所现在不缺钱,也不缺人,就是把我们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我们的钱有效地花出去,花到最有用的地方。钱存起来没用处,国家给我们钱就是要让我们积极干事,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比如我们国家外汇现在有四万亿美元,比穷光蛋当然好,四万亿美元你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你不是可以干更多的事吗?会做生意的人是借钱来做生意、来搞经济,不会做的人就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经济学上就是这么讲的。

从今后我们研究所如何发展着想,我毫无保留地说了上面的话,可能有的是不对的。我是本着研究所的发展壮大、多出人才和成果着想的,如果说错了,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2016 年第 1 期 总第 35 期(双月刊) 主 编:于根元 编辑部邮箱:yuyanshenghuo@163.com
  2016 年 1 月 10 日出刊 副主编:刘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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