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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语用所的回顾与建议
费锦昌

我是1979年年初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期间,我多次听到领导和专家对文字改革科研工作长期滞后的不满和关注。语言文字工作战略转移后,将对科研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语用所在1984年建立,应该是上级为语言文字工作战略转移所作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是一项带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

遗憾的是,语用所这30年的历程并不平坦。鼎盛时期,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在现代汉字、普通话、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学科领域,语用所的人才优势和研究水平均居国内前列,在国内外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但不久,语用所就偏离了建所时国务院确定的领导体制,没有落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双重领导,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的方针。于是,研究人员大量流散,错失了快速发展的最好时机,丧失了一个正在迅猛上升的研究单位应有的勃勃生机。从新世纪开始,语用所进入中兴期。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虽然也取得不少成果,但距离一个国家级科研单位应有的研究能力和影响力仍有不少差距。我们期望并相信,通过这次30周年“所庆”,一定能够加快中兴的脚步,使语用所尽快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数一数二的科研单位,为国家的语言文字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下面,我谈谈现代汉字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现代汉字学与传统汉字学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区别和分工。回溯历史,现代汉字学的成长发展是跟汉字的简化、整理工作紧密相连的。在近现代的汉字简化和整理工作中,出现了不少现代汉字学的专家和专著、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是集中了一批现代汉字学的专家学者,如曹伯韩、叶籁士、周有光、倪海曙、郑林曦、高景成、陈越等。可以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我国现代汉字学的研究中心和重要基地。1984年语用所建立后,所内除曹先擢、尹斌庸这些年龄稍长的专家外,仍集中了一批研究现代汉字学的中青年才俊。1980年语用所周有光先生发表的《现代汉字学发凡》更是被公认为现代汉字学的奠基石。遗憾的是,周有光等前辈栽下的树苗没能在咱们语用所生根发芽,而是被华东师范大学高家莺、范可育和北京大学苏培成等移栽,写出了《现代汉字学》(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合著,1993年)、《现代汉字学纲要》(苏培成,1994年)等教材,成为现代汉字学的处女作。现代汉字学是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行规范汉字的科学支柱。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一系列有关汉字的新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简化字的进一步优化问题、简繁字的比较研究和互相转换问题、简繁字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问题、异体字的科学整理问题、社会用字的主体性与多样性问题、网络时代汉字书写问题、两岸四地的汉字统合问题,等等,都需要现代汉字学作出科学回答。而现在语用所研究现代汉字学的力量流失不少,比较薄弱,且多做专题研究,少了学科建设。一门学科,从蹒跚起步到枝繁叶茂,光靠散兵游勇、零敲碎打是不行的,需要一个稳定的基地、一支由老中青组成的梯队、众多相互联系的课题和若干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希望语用所重视这个问题,把建设现代汉字学作为所里的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提上日程。

下面再谈谈资料,特别是史料的收集、整理问题。

善于吸收历史经验是做好今天和明天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前提。无论是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汉字改革工作,还是近二三十年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要研究、总结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史经验,首先要做好资料、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语言文字工作的老领导、老专家倪海曙先生就向来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他说,光凭概念是写不成历史的,光靠前人书上已经有的一些材料也是不够的。先前的资料需要补充,后来的资料需要增加。资料,特别是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是永远做不完的,也是不应该中断的。

语用所在收集和保存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史资料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记得,1979年我刚到这个单位的时候,曾经看见五楼图书馆门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木箱子。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箱子里边是什么东西,就问单位的一些老人,他们说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举办中国文字改革展览会的时候留下的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照片。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流失很多,但那个时候箱子里大概还是留有不少珍品的。但是再过了一两年,这个箱子就不见了,连里面仅存的一点点史料也都没有了,十分可惜。不管我们将来怎么样全面地评价汉字改革工作,有关它的史料、它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可惜收集史料和资料这项工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建议语用所要设置专门的科室,配备专门的人员负责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2016 年第 1 期 总第 35 期(双月刊) 主 编:于根元 编辑部邮箱:yuyanshenghuo@163.com
  2016 年 1 月 10 日出刊 副主编:刘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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