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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语用所的经历
周洪波

我在语用所有8年的工作经历。

研究生毕业之后,1990年就进到了研究所,到1998年国家语委合并到教育部,才调到商务印书馆来的。一晃,语用所走过了30年的历程,我也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做一个梳理,做一个总结。从我个人而言,语用所这8年,给我的东西是很多的,最大的一种印象、收获吧,就是我们语言学界的大部队主要是做语言本体研究的,包括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的语言学队伍本体研究还是一个大部队。但自从语用所成立,作为标记,我们整个学界就从语言本体研究逐渐地转型为语言应用研究。不光是语用所的成立,还包括《语言文字应用》刊物的创立,甚至包括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筹)它的活动的开展。我想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学界从语言本体研究转型为语言应用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性的事件。这种转型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就我个人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对我是有很大的启迪的。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当年的语用所有一批在学界很有话语权的专家队伍。这是让我们很引以自傲的,或者是说我们置身于语用所这样的氛围当中,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学术的活力,一种学术的幸福感。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每逢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的事情。说实话,我当年在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时,正好是1989年学潮。当时广院就明确地提出让我留校,留在院长办公室。我觉得自己还是学得很不够,还是很想继续充电,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语用所。当然这个语用所的选择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语用所有一批让我很仰慕的专家,这应该是一种感召力。确实,置身于语用所这样一种环境,我从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一点一点地成长,后来在研究室做了语言应用研究室的主任。实际上跟这些老师们的提携、扶持是分不开的。我记得当年的语用所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学术话语权。突出的就是像我们举办的全国首届中国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包括我们的语言应用研究室的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还有我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室的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就是每年轮换着来举办,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学术的活力、学术的感召力,特别在全国有一种引领、号召力。我们在语用所,经常有学界的朋友到了北京,都要来看望这些师辈的老师们。那我们其实也是沾光,跟这些同行们就有很多的切磋,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当年我们向老一辈的陈章太先生、曹先擢先生、傅永和先生,当年还在一线的冯志伟先生、龚千炎先生、陈建民先生、于根元先生、佟乐泉先生,就是能够数出一批一批的在学界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专家。所以我觉得一个研究所的立所之本就是要有学术的号召力,我想当年的语用所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这也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

语用所留给我的第二个印象,现在想起来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在语用所是边研究边学习,边工作边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当中成长。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我一直认为在语用所就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就是你有过积累,有过经验,然后在语用所这种氛围当中你就能够快速地成长。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基础,在那里可能也很难。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像我自己有过工作经历,然后又读了研究生的人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成长。所以我觉得,当年我跟龙生老师一起搞课题,跟龚千炎老师搞语言规范的课题。当时我们还一起研讨,合写了一篇叫《发展链:语言规范的本质》的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当时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勉为其难地写了,但是它给我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语言观念的变化。而且这种发展观一直持续到现在,都在起着它应有的学术作用。再比如我们跟于根元老师做“新词新语新用法”的研究。这个应该是语用所看家的课题,或者说是拳头产品。其实我们是一点一点地跟着于老师,先收集资料,编一些词条。然后通过词条归纳,写研究论文。研究论文的提升,反过来又指导我们更好地收集材料,更好地编词条。实际上是一种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我们在一起经常回味当年做卡片、编词条、写文章的那样一种经历。那样一种氛围到现在为止我还常常想到。通过这样的一种研究,我写过论文《由隐性到显性——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说明从潜义到显义是新义产生的重要途径。我还记得在香山第一次应用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新词语的预测,那还是1995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在研究方面,还是语用所给了我一种学术的勇气。我认为还能够有一些回味这样的一种学术成果。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做“社会用语规范调查”研究,那时候我还到了北京站,我们就看出站口的那些社会用语,标语、口号、广告,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规范用语的小文章。说实话,因为经历有限,那会儿写文章都不知道怎么来把它写成有点意思的文章,怎么下笔,怎么能让它有文气。于根元老师一点一点地修改,一点一点地教。看着才千字,但是我就是在老先生手把手的指导下走上研究之路的。当年我们编词典也一样,我们没有接触过词典,但是我们做新词语就要做词典的研究,所以当时我们就又请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的专家。韩敬体教授、李志江先生他们都来给我们开小灶。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边做边学的过程中,把我们锻炼起来了。之所以又后来转型到商务印书馆,能够担当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词书王国,能够主持商务印书馆品牌辞书《新华词典》的修订,包括我主编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是因为有语用所这样一种项目给我的锻炼,给我的底气,给我的学术积淀。我还记得当年我们语言应用研究室有一个应用语言学的学术研讨会,我们第一次在苏州开得非常成功,后来在黄山开了一次。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年轻呀,我就想。最后在闭幕式的时候,于根元老师大胆地提携让我作闭幕词。在那个年代,有老先生坐镇,让我来作闭幕词,事先是没有想过的。但是也就是那样的一种场合让你上,你就真上了。这也是在给我们锻炼,让我们现在在不同的场合都要去完成这样一种任务或者履行这样一种义务,去应对,我想都是跟那个时候的积累、锤炼是分不开的。

语用所给我的第三个收获就是语用所的立所宗旨:语言应用研究。语言应用有一种广阔的前景,语言应用是能够转变成为产品,转变成为生产力的。这个是我到了商务印书馆之后,更能够确切地感受到语用所这样的学术地位,它的一种光明的、广阔的前景。我在商务印书馆实际上同样从事的就是把语言知识当作一种资源,把它转化成商品,转化成产品,转化成生产力,也就是要变成市场的红利。也就是说,我们从本体研究到语用所跨到了应用研究,我到了商务印书馆之后,实际上又在应用研究上面往前迈,我们来到了语言生活,来到了语言开发研究。比如我们在教育部语信司的指导下,我们在做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这个项目应该是以中国语言生活作为支点来开展的。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从语言本体研究进入到语言应用研究是语言学的第一个转型的话,那么,我觉得从语言应用研究再转化到语言生活研究,这可能是我们语言研究的第二次转型。因为语言生活研究就是要为国家服务,要为大众服务,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兴趣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它是已经跳出来了,是有一种家国情怀,是要为国家来服务的。所以它才成为中国政府的绿皮书。这个语言报告关注的是国家相关部委的语言文字工作,又关注各个领域的语言文字工作,还关注到当年语言生活的热点、当年的港澳台的情况,甚至是海外有合适的,对我们有借鉴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所以教育部每年要召开中国语言生活报告的新闻发布会。在此基础上,现在又做了一本语言报告的简版,实际上这是把语言报告里边的一些精华的东西浓缩过来。而且又创造性地做了一些资政报告,里边有十几份资政报告,但这些资政报告的前提都是我们这些语言报告的基础调查。这就是把为国家服务、为政府服务落到了实处。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再延伸,就衍生成了中国语言学真正地走出去。同样的这个语言报告,我们通过再次开发,根据海外的视角和需求,把我们现有的语言报告进行中文版改编,然后翻译成英文,经过层层的程序,最后是老外盲审,就是没来过中国的德国这家出版社指定的专家,盲审通过。最后这本书去年在纽约和柏林同时出版,而且现在进到了世界的主流渠道。这件事看着小,但是它发酵成一个政府的资政报告,还能够发酵成海外著名的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它的英文版本。我想这也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这也就能看到我们语言生活的魅力。下面还有正在做的,这样就成了一个学术链。我想它释放出来的学术能量,是在用事实说明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是有前景的,是跟国际接轨的,是受到人家的尊重的。

我从语用所到商务印书馆来,做的还有一件事是跟语用所很有关系的,就是顺着语言应用研究,我们做了一套应用语言学系列教材。当时我还在语用所时,许嘉璐先生就提出,要把应用语言学落实到大学课堂里去。他是提出了这样一种idea(理念),但是没有真正地抓手去实现。我到了商务印书馆之后,我就请了语用所的老人,学术的权威陈章太教授、于根元先生,他们两位来主编,他们作为总主编,策划了一套应用语言学的系列教材。这个系列教材一共有10本,其中这里边有两本成为我们商务印书馆的长青树,就是《应用语言学概论》,还有《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这两本书现在几乎是每年再版一次,这样的书就成了商务印书馆学术积累的长销书、品牌书,给商务印书馆的语言学资源增加了一种学术应用性的产品。这里边主体上还是语用所的专家在主持,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语用所的一个成果,得到现在学界的一致肯定,销量是最好的说明。

我到商务印书馆这边还有一个跟语用所有关的就是我们在作词典。《通用规范汉字表》发布,这个汉字表最初是语用所在研发,最初的一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座谈会是2001或2002年,是李宇明司长刚来就任,刚兼任语用所所长的时候,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了第一次的一个非正式的座谈会,就是要研发通用规范汉字字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确认,商务印书馆积极地介入,最后的结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次座谈,后来我们商务印书馆跟语用所有过一个签约,然后我们跟所里还有过密切的合作。最后字表公布自然就在商务印书馆出了。现在叫《通用规范汉字字典》。这次字表的发布会,同时里边放的就是一个《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和一个《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作为教育部发布的一个文件。我们接着又开发了一个学生通用规范汉字字典,作为学生版的,也就是把里边的一级字、二级字留下来,三级字去掉了,还增加了学生通用、常用的跟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相关的内容。这个书卖得也非常的好。这些其实是把我们语用所的这种理念延伸,把它转化成产品。其实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个产品项目跟所里有更为直接和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当年,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的大纲叫《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招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应标。那时候还是宇明司长做所长,姚司长兼任测试中心主任。我们就中了这个标。我们出了一个《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那是一个母本,然后我们在这个母本的基础上又通过语用司,联合了各个省,做了一个地方的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用书。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导用书我们现在有江苏版、福建版、山东版、上海版、北京版、山西版、新疆版等等。就是把一些地方语委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资源都整合到了商务印书馆。那也就是我们有了一个母本的测试大纲,然后我们生发出很多小的、地方特色的分省的版本。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资源整合,让它既规范又保持了各自的特色。而且每一本我都请语用所当年的专家、语委的专家刘照雄先生来审稿。而且后来把母本做了一个繁体字版,一直到现在,它主要销往香港,到现在市场前景都非常好。我们正在和所里商量,所里也正要做一个《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的修订版,我们还会跟进,继续跟所里进行这样的一种合作。像语言应用到语言生活,这些还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视角,我们现在又把这样的一种应用的视角、为国家服务的视角,拓展到了海外。所以我又主持研发了现在这个杂志,叫《汉语世界》。是请许嘉璐先生题的字,因为外向型我们现在已经改成了一个以The world of Chinese为主要的,但是这个标里边的题字是许先生题的。这是一个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一个平台。而且我们不是做秀,我们这个杂志实际上是用的一个外国人的团队。这里的执行主编是老外,这里的主要团队是老外。老外跟中国人一起办公。我们聘老外在这里工作,这样也是一个国际化的操作模式。所以我们这个杂志尽管还弱小,但是,只要是欧美背景的,英语背景的,你只要让他看,他都很喜欢。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杂志现在有了一个法语版,是由法国人根据我们的内容再改造,变成了一个法语版。这个法语版现在已经持续了五年了,每期能够印2000册。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语言的力量,我们的语言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只要你探到了一条真正适合海外人使用的一个产品,尽管它弱小,但是它逐渐在成长,所以我们这个《汉语世界》现在就有了电子版,有网络版,可以点击The world of Chinese,我们的网络版是每个月一期,在海外都直接可以订阅,可以下载。这就是我们为当代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介绍中国的当代文化的,而且是介绍中国的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是中国人生活的杂志。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我们用我们的实践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我是杂志社社长,是创社的社长。

这是举了几个例子,实际上要回过来就是说语用所确立的语言应用的方向。我到了商务印书馆,其实还是做语用所这样一种地位能够延伸的事,我们只是把它延伸到了具体的丛书、具体的词典、具体的测试的书,具体的这样一个走出去的海外的版本,就是把它实际化,产业化,换取市场红利,我们把它变成生产力。我想大概这也是我们语言工作者的一种追求,语言研究最终的目的就在于应用,应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变成效益。效益越大,证明我们语言的影响力越大,我们的语言的市场价值越大。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通过这样一个路继续往下走,把我们的语言知识转化为培训的功能。如果能够通过语言培训,接近、逼近、走进语言产业,这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的路。当年新东方英语能够做成那么大的产业,而我们的汉语有这么好的资源,社会有这么好的语言需求,那我们也应该往这方向努力一把,应该让它能够见到成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任重道远的。

一个主导的建议就是希望语用所还保持着原有的定位,让它能够保持一种锐气,让它焕发出一种学术的活力,而且要能够更多地为国家服务,为大众服务。这些年所里的应用研究可能为应用语言学界服务,做基础的研究多一些,但事实上现在整个社会对语言的需求呼声越来越高,国家政府也需要有语言的智库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语用所当仁不让,语用所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其实我刚才说到,我到商务印书馆来从语用所衍生做的事情,语用所都是可以介入的。比如我刚才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实际上我们是有语用所的相关人员在参加,包括陈章太教授就一直是我们这个语言报告的首席审定,包括语用所的郭老师、金智老师、谢俊英老师,还有相关的老师,都在这里边写过文章。但我觉得还不够,就是语用所在我们这样一个项目里边参与的力度应该更大,话语权更多,因为借这个平台语用所实际上也就成长、壮大起来,同时语用所的成果也就走向了世界,而且语用所通过我们的语言生活状况就进到了政府工作报告里边。这是语言生活这块,作为语用所,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的。

再一个就是实际上社会大众非常需要语言文字相关的产品,这两年很现实的像“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还有今年的“中国成语大会”,这两个大会都是我们语言应用、语言生活的元素,但是通过央视这么放大,引起了很多的热议。在这样的热议中,我们怎么样引导大众的舆论,让大众趁机对我们语言文字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能够植入一些想法,这是一个有待开垦的话题。我也注意到包括语用所的张一清先生现在也成了“中国成语大会”和“汉字听写大会”解读的嘉宾,这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但我想节目可能一晃就过了,我们要能够为普通的读者策划一套跟语言生活有关的,跟汉字元素、成语元素有关的,普及性的,又是问题驱动的、里边有锐气的、浅显的通俗读物,我觉得语用所的声响会随着这样品牌的、新媒体的节目,传得更远,这也是扩大语用所在大众中影响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当然语用所原有的为学界服务的还不能弱,包括我们的应用语言学教材,实际上现在就需要修订,需要修订可能就需要语用所新一代的中青年们,能够接过接力棒,能够把这样的产品,包括普通话水平测试这样的书,通过修订,让它翻新,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说到底,语用所,包括我们的《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在学界还是有很好的口碑的,又有很好的学术影响力,我们怎么能够让它保持它的学术魅力,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总而言之,语用所就是要在原来辉煌的几十年的基础上,能够可持续发展,最后的落点除了可能要落在为学界服务之外,还要落在为国家服务,为大众服务上。这样我想语用所就能够在全中国独树一帜,永葆它的学术活力。这也是我曾经作为语用所一员的一种真心的希望。我也想趁机表示,只要语用所有任何需要我们商务印书馆,包括我个人配合的,我们都会全力地来支持语用所的发展。

  2016 年第 1 期 总第 35 期(双月刊) 主 编:于根元 编辑部邮箱:yuyanshenghuo@163.com
  2016 年 1 月 10 日出刊 副主编:刘艳春  
  指 导: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主 办:商务印书馆 北京开放大学 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 北京市民终身学习远程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