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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民族语还是普通话?
——民族聚集区语言使用变化的个体观察
叶原嘉

我是一个不会“听”不会“说”侗语的侗族人。说到家乡的少数民族语言,就不得不从地理人文说起。

我的家乡“怀化”在湖南的西部,是湖南的地级市之一。历史上曾用“五省通衢”来形容地理的重要性。可换个角度来看,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人员流动较慢,“五省通衢”也意味着是五省的“边缘”。这个地理上的“边缘”特性也决定了那里语言生态的复杂性。

此外,怀化还有一个别名叫“五溪”,因为那里有酉水、辰水、溆水、舞水和渠水。如果掉书袋,在古代,广义上的“五溪”是现在湖南第二大河流——沅水上游的五大支流,《水经注》里说:“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酉溪、潕溪、辰溪”,那时“五溪”的范围包括现在湖南、贵州、重庆、湖北等省市的周边地区,其中心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怀化市。历史上在那片土地有31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怀化”之所以叫“怀化”,是因为历史上那里少数民族较多,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都是让统治者头疼的问题。到了宋代,出于“怀柔归化”的用意,统治者设置了“怀化砦”。当时“怀柔归化”的对象就是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侗、苗、瑶、土家等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发展到现在,怀化的少数民族占了全市五百多万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生活其中,很容易听到不同的“话”。那些“不同的话”不仅包括方言,而且那些方言还是跟少数民族语言交融后的变体。

到传媒大学学播音前,我从未离开过怀化。那时的我说的是怀化的“官方话”——安江话。我说安江话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身为侗族的父母曾长期在安江镇工作生活,安江话是他们工作生活的语言工具,二是因为“安江镇”是1949年到1998年怀化地区的行政公署所在地。作为当时怀化行政中心的安江镇,她的“话”自然被当作“官方话”。

读大学前,我的印象中怀化很少有人说普通话。说普通话的家庭一般都是当年“南下干部”的家庭。因此,从实际使用人口数量来看,“普通话”在怀化是“小众”的。我们当时把“说普通话”这个行为叫做“放洋屁”:用“屁”字来看,是觉得在我们家那个方言区生活时“说普通话”不合群,让听你说话的人心里觉得怪怪的;从“洋”字来看,有认为这是“洋气的”“高级的”心理。现在回想,结合当时语境来看,这个对“高级”的心理认知隐含了当时我们的“身份认同”,因为那时我们认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是“中央”的用语,是顶级、高级的人聚集的圈子才会用的“社群语言”。

随着教育的普及,接受普通话教育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之后,现在怀化说普通话的氛围比以前好,普通话说得好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你能在大街上听到各县市的方言和普通话同时出现。

再后来,走在怀化大街上,有时还会听见外语,是那些回家过寒暑假的大学生在说。

这还不算,如果说以前我们遵循的是“一种方言——普通话——一门外语”的学习路径,那么现在这条路径上又开始有“回头”学习的现象:开始去学、去说怀化“其他”县市的方言。

怀化市有十三个县市区,其中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2014年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拍摄地之一)和通道侗族自治县。这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话从语音、词汇上来看都不一样,特别明显的是发音。其原因除了地域不同,也有少数民族语言跟方言融合的因素。以往,一个地方的人自然会那个地方的方言或民族语言,可是现在,在交际场合,同时会说好几个县市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成了一种“时髦”。

语言“杂”“融”的生态里,后来随着交通的改善,各县市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加,语言接触与碰撞的现象频繁出现。在不同县市、不同民族的人频繁的交流中,也开始出现拿方言语音、词汇的特点开玩笑的现象。

我的父母是侗族人,在怀化市会同县出生长大。在我看来,现在的会同话应是方言和侗族语言接触后形成的语言变体。我的父母在外说安江话,在家里说会同话。我和姐姐从小就在安江话、会同话的环境里长大。安江话,我们会听会说,可会同话就只能听而不会说。小时候,我觉得会同话“土”。

可是等我2005年转业回怀化电视台工作后,电视台的同事听说我是会同人,会马上跟我用会同话开玩笑。他们常说的一个经典笑话就是:别的地方人曾听到会同人打电话问对方:“你娘是猪吗?”其实问话人是想问:“你粮食局吗?”除了让人觉得好笑,说笑话的人也有取笑会同话发音的意思。

粟裕大将就是会同县人,他说会同话。2007年,粟裕大将百年诞辰,中央电视台一套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纪录片《粟裕大将》,其中一集播出了粟裕的同期声。当从中央电视台一套传出粟裕大将地道的会同口音时,我留意到妈妈愣了一下,然后欣慰地用会同话评价:“改不了的会同话啊!”小时候妈妈曾跟我开玩笑时说会同话“土”,“讶(yà)噶(gǎ)怯(qiè)噶(gǎ)!”(会同话,“尴尬死了,丑死了”的意思,会同话“上声”多)。可现在,会同人走在市中心的街上,照样嗓门大,少了以前进城的怯怯。我想,这是对自己地域方言、自己民族语言的一种认同。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没必要让方言、民族语言和民族共同语互相厮杀,完全可以同时并存,没必要“语言洁癖”,要求“纯而又纯”。以我为例,作为侗族人,我现在会说普通话、怀化话,会同话、长沙话听得懂,也会说一些,除此以外,还会说英语。从我掌握的语言来看,我会的这些“话”说明我是“中国”“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侗族”人,这就是我的身份认同。我首先认为我是中国人,可中国那么大,我的“根”肯定在一个更具体的地理坐标和文化坐标上,于是,“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成了我的地理坐标,“侗族”是我的文化坐标。

  2016 年第 2 期 总第 36 期(双月刊) 主 编:于根元 编辑部邮箱:yuyanshenghuo@163.com
  2016 年 3 月 10 日出刊 副主编:刘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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